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科研机构

 2025-01-19 12:06:01  阅读 742  评论 0

摘要: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大学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前身是原国家教委生物力学及生物流变学开放研究实验室,1999年9月28日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更名为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始于七十年代末。其中,于198

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大学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前身是原国家教委生物力学及生物流变学开放研究实验室,1999年9月28日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更名为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始于七十年代末。其中,于1980年获得我国第一个生物力学硕士点,1986年获得我国第一批两个生物力学博士点之一,1988年获得教育部生物力学重点学科,1985年获得生物医学仪器硕士点,1989年设立生物医学仪器本科专业,1994年成立教育部生物力学及生物流变学开放实验室。1998年学科调整,生物力学和生物医学仪器归属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获得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和硕士点。经过20多年的锤练,已培养了一支学术水平高、年龄结构合理、专业背景互补、博士硕士比重大的、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科研机构

该室在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相结合的领域开展前沿、创新性应用基础研究,以生物流变学方法探索组织与细胞的应力与生长关系,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生物医学、医药、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以“985工程”创新团队为支柱,形成研究特色鲜明、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生物流变科学与工程实验室。

2000年-2004年,实验室先后承担了国家、部省市、横向科研项目194项,其中:国家 “973计划”前期项目1项;国家 “973计划”子项目1项;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5项;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子项目2项;国家安全部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3项;国务院三峡办项目2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大项目4项;高技术示范建设项目1项;部省级科研项目73项;其中,春晖计划项目13项;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1项;横向协作及其它项目64项。

2000年-2004年,实到项目总经费达2115万元,年均科研经费达到423万元。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52项)总经费:

1303万元,平均每年260.6万元;部省市级科研项目(73项)总经费:564万元,平均每年112.8万元;横向科研项目 ( 69 项 ) 总经费:248万元, 平均每年49.6万元。已经完成的项目总经费达974.2万元,年均194.84万元。在研的项目总经费为1141万元,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23项,研究经费723.8万元;部省市级科研项目 37项,研究经费272.5万元;横向科研项目25项,研究经费144.7万元。

2000-2004年度,该实验室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的情况是:博士后16人(出站3人);博士118人(毕业51人);硕士285人(毕业145人);其他工程硕士和高校教师57人(毕业21人)。

此外,该室长期与以美国UCSD为代表的世界顶级实验室保持良好合作交流;作为国际生物流变学会常务理事,首次为我国成功地争取并承办了国际生物流变学大会。

该室是国内唯一以“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纳入“211工程”重点学科和“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单位。凝聚了一支特色鲜明、国内最大的生物流变学研究团队;冯元桢先生2004年评价该实验室“执中国生物医学工程之牛耳”。

该实验室的代表性成果有:生物力学工程方向“血液循环系统生物力学及组织工程基础研究”、“应力对植物生长影响及机理初步研究”;组织工程与生物材料方向“组织工程支架基础研究与应用”、“聚乳酸型生物材料的研究与应用”;生物信息与药物方向“新药研发新技术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包括:在国际上率先发现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质浓度极化现象;首次提出植物生长的应力调控理论模型;首次在体外重建出一种新型人工红细胞,其形态、力学性质及携氧功能接近天然红细胞;将张力整合理论首次应用于骨组织工程支架研究,突破丙交酯合成关键技术,国内率先实施聚乳酸中试生产;国内首家研制出消化道定点施药微系统;国际上首次提出分子电距矢量,可作为药物设计与构效优化的重要工具。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电子研究所

重庆大学生物医学电子工程研究所于1986年成立,其前身是1978年设立的重庆大学无线电系生物医电研究室,是国内较早开展生物医学电子工程研究团队之一。重庆大学生物医学电子工程研究所是“生物医学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重庆市医疗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主要支撑单位。

研究所2008年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生物医学信息检测与仪器、生物医学微系统、生物医学图像处理等,具备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实验研究平台,建立了医学电子实验室、神经电生理实验室、医学图像处理实验室、生物医学微系统实验室、数字医学联合实验室(重庆大学-第三军医大学)、消化道药物吸收研究联合实验室(重庆大学-上海国家药物制剂工程中心);拥有结构合理的老中青学术梯队,其中12人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正副教授9人。

通过20多年的辛勤耕耘,研究所为生物医学工程培养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国内外的生物医学工程及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产品研发、市场经营等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研究所从2003年至2008年先后承担了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及国防军工科研项目等国家、省部级课题40余项,主编和参编学术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其中SCI、EI收录40余篇;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奖项7项;申请国家专利30余项,其中授权15项;获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3项。研究所同国内外大学、医院、研究院所、企业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重大项目子课题有经费到账吗

近日从科技部网站看到新公布的2009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计划)名单,公众所能发现的信息只有3个:项目名称、作者单位与拟安排经费预算数额,更多的信息无从查找。初步统计一下,2009年共批准立项项目109项,总投入15.9716亿元,平均每个项目1465万元。由此,不禁想到一个老问题:预算最大化何以成为可能?其实,在申报者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无形博弈,对于申报者来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渴望预算最大化;对于国家来说,总是希望项目预算的最小化。这种博弈如何实现均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惜在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中,这个现象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这种遮蔽状态造成了科技资源使用的严重低效率。鉴于这种理解,笔者认为,重大科研项目的预算应该公开,这既是对上述博弈的一个均衡解,又是一种高效的监督措施,可以真正使重大科技项目的运行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同时,预算公开机制也可以最大程度遏制科技经费运用中存在的诸多灰色地带。 重大科技项目也是最近几年遭遇科技界诟病最多的领域,主要是由于重大项目相对于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投入产出比的严重低效率。另外,在国内目前的评价体制下,重大科技项目日益被太多社会因素所捆绑,它暗含了太多的非科学目的与诉求,使得重大项目已经变相地沦落为单纯的经费数额越发巨大而已,反而不是科学发现意义重大的代名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反观这些年我们的诸多重大科技项目,有多少成为世界的领先领域,又有多少真正解决了我们生活中遭遇的重大问题?结果不得而知,反而是项目经费的数额基本上可以与国际接轨了。朋友们私下里曾质疑:这些项目值这么多钱吗?这个预算是怎么做出来的?虽然科研项目的中标不能采取工程项目中的招标竞拍模式,但至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钱是怎么花的,这个要求不算过分。由于科研项目的特殊属性,出于学术保密的需要,项目的内容以及研究路线可以不公开,但是项目经费预算的公开应该是可以的。这样做至少有如下3个好处:首先,最大限度地打消人们对重大项目的诸多非议,有效地遏制科研经费预算最大化行为的蔓延;其次,降低国家的常规监督成本,最大程度上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第三,最大程度上抑制科技事业运行中的诸多不端行为,如管理部门的设租以及相应的各种寻租行为。 影响经费预算公开化的最主要障碍是科研项目预算的扩大化趋势。科研项目预算的扩大化与项目的弹性有关,所谓项目的弹性主要是指项目完成者的替代性问题。如果一个项目只有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没有其他的有效替代者(或者其他候选者资历不够),那么,这个项目就是缺乏弹性的,从而导致项目的申报者可以大胆地把预算扩大化;而作为项目管理者的国家无法有效识别,或者出于战略目标的考虑,也只好忍受这种预算的扩大化趋势。问题是这种弹性是真实的弹性,还是制度设计造成的弹性(如资历的评定等)?这就是科技管理水平高低的主要甄别标准。相反,如果项目有多人可以完成,这个项目就是富有弹性的,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就可以轻易地压低预算,而申报者考虑到有效替补者的大量存在,只好忍受预算最小化的现实。坦率地说,这两种模式都不是最优的,最好的结果是物有所值,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只有通过预算的公开化才有可能实现。 目前对重大项目的狂热追捧,已经导致科学体制内的承认机制发生扭曲,陷入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学术资本积累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默许:大项目等于大贡献,间接证明为高水平。在落后的科研管理体制下,这种学术资本积累模式还引发了一种真理相对主义的后遗症,即谁有经费谁就有真理的解释权,谁有更多的经费,谁就有更大的真理,毕竟真理的证明是需要钱来完成的。这就像日常生活中,谁有理的证明已经退化为不是靠事实本身,而是靠谁请得起最好的律师。这种后果是很可怕的。道理很简单,大项目与重大发现不是一种必然关系,对于基础科学研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此,预算的公开化,可以有效捍卫真理的客观性,毕竟,改变共同体的共识的成本是任何个人与单位都负担不起的。 由于参与人员的权威地位以及重大项目在国家科技体制中的翘楚位置,再加上项目经费数额的巨大,它理应成为榜样项目;否则,它不但不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助推器,反而是科学进步的绊脚石。那么,我们真该反思这个制度设计是否存在先天不足。 我们可以原谅个人出于私欲目的的预算扩大化倾向,但不能原谅制度设计的有意纵容与包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一般会在项目启动前确定项目预算,并按照项目进度和预算计划进行经费拨付。如果是企业自主投资的项目,也需要按照项目预算进行经费管理和拨付。在子课题层面,一般会有专人负责经费预算、申报和管理,确保子课题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和经费使用的合理性。所以,重大项目子课题的经费是否到账,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您是相关项目的参与者或者负责人,可以向项目管理机构或者项目负责人咨询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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