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社会结构是什么？

汉代的结构是郡、县、乡、亭、里，而后是聚、落

不信请看:

河南三杨庄遗址再现汉代百姓生活

（200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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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处庭院的最后清理。

汉长安城、洛阳汉河南县城，通过它们，我们得以窥见汉朝官方历史的一角，不过汉代农民的生活一直是未解之谜。直至2006年2月20日，中原大地河南传来的消息，让谜底即将揭开：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黄河故道中发现一处西汉晚期规模宏大的汉代村落遗址。

如同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三杨庄遗址也是因为突发灾害而被完好地保存，当时的生活场景因此被“凝固”下来了。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汉代村庄遗址，成为国内近两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汉代村庄“破土而出”

这一重大遗址的发现，起因于河南内黄县当地对硝河的疏浚。村民们原本是挖河道，但却挖出数量众多且分布规律的完整瓦片。于是村民立即向县文物局报告。

接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两处瓦顶建筑遗存进行清理，并确认这些遗存均为汉代宅院建筑遗址。随后，为保护已清理出的两处遗存，当地水利部门在原开挖渠道南侧50米处开挖新渠。不料，新挖的渠道内又发现两处庭院遗存及汉代墓葬。两次发掘，总面积9000平方米，包含古道路、庭院围墙、厕所、树木残存、田垄等遗迹以及车辙和牛蹄的痕迹。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村庄，在历史进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如今竟然露出了原貌。

据史料考证，在我国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每改道一次，都会淹埋大量村庄和农田。后代人又在被淹埋的村庄上继续建设新的村庄。如今，开封“城压城”就是例证。三杨庄地处黄河故道，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遗址在今天的地平面5米以下。汉代农村场景历历在目。目前，三杨庄汉代农田和庭院建筑遗址有7处庭院基址得到确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只对其中4处进行了部分发掘。

遗址价值多元并蓄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具有多学科特别丰富的信息和重大的研究价值。“这次发现对研究经济发展、当时社会结构的发展、农民生活的变迁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都有帮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说，“这是国内的第一次发现，怎么强调它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过分。”

价值之一，首次再现了汉代农村的真实景象。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著名汉唐考古学家徐苹芳指出：“汉长安城使我们对汉代城市有了基本认识，但汉代农村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文献记载也不清楚。三杨庄汉代遗址出来后，给我们展示了汉代农村社会，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么大面积的汉代建筑实物和面积这么大、这么规整的田垄。”

价值之二，为研究汉代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绝好的实物资料。“汉代的结构是郡、县、乡、亭、里，而后是聚、落；聚和落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还不清楚。而三杨庄遗址正好在这个关键点，往上推，可以知道井田制是怎么回事，往下推，又能知道庄园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说，“三杨庄遗址又恰逢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各种学说的转折期。因此，它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社会的变革，探讨汉代家庭、家族关系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价值之三，首次揭示了汉代中下层民众生产、生活状况，填补了考古学研究的空白。比如，有专家说，原以为汉代农民是“紧邻”，现在才知道是“近邻”，各处宅院之间并不紧靠，而是相隔不等距离。更令今人惊讶的是，汉代农民的生活环境原来那么宜人：宽敞的宅院建在田地中间，宅院周围又是高大的树木，人们在家中即可养蚕纺织。

此外，这也是我国首次发现汉代农田实物，为研究汉代农耕文明和耕作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为汉代黄河治理和河道变迁等黄河水文史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考古资料。

亟须制定遗址保护方案

“抓紧制定遗址的保护规划非常必要。不能只把庭院的保护做完就可以了，还要保护广袤的田地遗迹。”徐苹芳建议，“对于以后的发掘，首先要搞清总范围有多大；其次，要搞清房屋的内部结构；第三，在发掘过程中，像粪便、厕所、垃圾堆、土样等都要广泛采样。这样，汉代人到底吃什么，得的什么病，都能搞清楚。另外，田垄、泥土也要化验，他们种的什么，种植特点是什么，肥料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弄清楚。”

对遗址的保护工作，具体应如何展开？刘庆柱认为，应先盖保护棚展示，以后再建遗址公园，让人看到当时的基层社会结构。“现在内黄三杨庄附近土地不贵，多是沙化土地，如果国家加大投资力度，结合早期的二帝（颛顼、帝喾）陵，这里的遗址保护、展示、利用会非常有前景。”刘庆柱说，“目前大遗址保护的基本上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真正反映社会生产基本单位的很难找到，现在找到了，千万不能放过！”

那么，目前的保护工作进展如何呢？通过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副局长、研究员孙英民的介绍，我们得知，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正在制定初步的保护方案与规划。根据专家建议，三杨庄遗址将与二帝陵和附近4万多亩的槐树林相结合，整体进行保护展示规划。目前初步决定在遗址设立大型保护展示棚，展示将分为地上展示和地下展示两部分。其中，地上展示以复原的房舍、庄稼地、家居、树种为主，形象直观地反映汉代基层面貌。

▲晋侯稣钟（两件） 山西博物院藏

一件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

另一件高22.3厘米，铣间距12.9厘米

著名的晋侯稣(sū)编钟，

是一套青铜打击乐器，

因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

晋侯“稣”的墓中而得名。

该组编钟，

大者高52厘米，

小者高22厘米，

皆为甬钟，共16件。

目前，

14件藏于上海博物馆，

2件藏于山西博物院。

▲藏于上海博物馆的14件晋侯稣钟

一套编钟为何天隔两方？

近日有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来“揭秘”当年的那段历史。

但该文在流传过程中，

有当年亲身经历过此事的考古专家，

直指其中有基本事实错误，

与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

原文

博物馆馆长买了14件假编钟，

当找到古墓后所有人都叹服了

▲晋侯稣钟上的铭文拓片

晋侯稣（亦称“苏”）编钟的特别之处是每一个器物上的铭文不是单独成篇的，而是下钟连着上钟读，而且铭文有铸成的，也有后刻上去的。先是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的古董市场上购回14件，当14个编钟运回大陆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老马失蹄”，直到另外2件编钟在晋侯苏墓地找到，与这14件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后，这才成就了“老专家慧眼识宝”的精彩故事。

2002年夏，上海博物馆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山西晋侯墓地青铜器展。进得展览大厅，在轻轻的古钟音乐声中，观众们仔细地欣赏16个一套晋侯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外壁都用利器刻凿规整的文字，刀痕非常明显。每钟的文字连读成篇，共有355字，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前846）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它们不仅是晋侯墓地最重要的器物，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可是这套编钟是分两次获得的，当获得首批14件时，被普遍地指控为伪物。其真伪之谜直到找到另两钟后才真相大自于天下。

这套编钟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可贵的记录。铭文记有7个干支历日和5个记时词语：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认为：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通过对8号墓中的木炭等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在公元前816一前800年之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属厉王，晋国用的是周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以厉王出奔之年为“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则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该年依建丑(以夏历十二月即丑月为岁首)：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是十四日；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卵(当是辛卵）”是十八日，“既死霸壬寅”是二十九日；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是初七(“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按干支推出的日期与月相能相合，可知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不误。因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前877年。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证实。

铭文还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晋侯苏受王命，去征伐夙夷部落。战斗共发生了三次。首次就获得胜利，晋侯斩首120人，活捉23人。周厉王闻讯后，亲到战场视察，晋侯亲率士众杀进夙夷的阵中，再次斩首100人，抓获11人。厉王命晋军乘胜追击，晋侯斩首110人，抓获20人，晋侯的部属斩首150人，抓获60人。厉王回到成周后，要召见晋侯，苏便来到成周；厉王亲赐鬯酒、弓矢和马匹。铭文补充了史书的失载。

晋侯苏编钟还证实了西周晋国的都城在曲沃。汉代以来，诸多史籍未能明确记载晋都之所在，更不记晋侯墓的所在地。这套编钟既证实了曲沃就是晋国的都城，又证实了曲沃北赵村发现的就是晋侯墓。

14件编钟从香港古玩街购回时，很多文博专家认为是伪器。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出访香港，有一位富翁陪同他游览香港古玩肆，并答应说：你看中了什么文物，我掏信用卡。

在琳琅满目的古玩街上，马老看中了14件编钟。马老的话音刚落，这位爱国的港商大吃一惊，倒并非为了钱的问题，它们仅标价十余万港币，便宜极了！而是惊讶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专家竟然也会看走眼，因为香港有很多收藏家，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仿制品，是伪器。他好意地提醒马老要仔细看看。马老越仔细看，就越是坚定地要购买这14件编钟。就这样买定了！

编钟运回上海博物馆后，很多专家慕名前去观看，而绝大多数人认为马老真的看走了眼，马老这回上了大当。认为这14件编钟为伪器，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其一是器皿还能见到铜的**，锈蚀的程度不对；其二是铭文显系后刻，不是铸成的；其三是每器的铭文根本就读不通。可是马老还是坚持认为是西周晋侯的编钟。要说明它们是周文物，知识渊博的马馆长解释说：器皿一直深埋地下，由于最近才出土，故锈蚀的程度不够，甚至还能见到铜的**；铭文虽为后刻，但是系当时的后刻；铭文并非一器一铭，若把它们连缀着读，就通顺了。

马老的解释虽然有理，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拿出铁一般的证据。马老立即写信给正在山西省晋侯墓地进行考古挖掘的专家，询问有没有发现另外的晋侯苏编钟。因为根据铭文的推断，还应该有刻有“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话语的一二个钟。可是回答令人失望，说是晋侯苏墓已经挖掘完毕，并未见有编钟。马老再度写信，要求在回填土时仔细查找。

考古工作者遵照这位老专家的要求，在回填土时进行了仔细的翻检，奇迹出现了！两个形体不大的钟出现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此消息告诉马老，并告知铭文，稍大的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稍小的为“永保兹钟”。“年”字正好上承第十四个钟的铭文的最后一个“万”字。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这样，晋侯苏编钟遂成完璧。

▲完整的16件晋侯酥钟

那么14件编钟怎么会出现在香港古玩肆的呢?原来在199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发现成片的春秋时期墓葬。省考古所组织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挖掘，可是因为要麦收，考古队的民工走了，考古工作暂告停止。这片发掘中的春秋墓葬才停工不久，便发生了猖狂的盗掘，大量文物被贩子运往海外。14件编钟就这样到了香港。

马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慧眼识宝的佳话却永远流传在文博界。

这篇文章讲述了晋侯酥钟分分合合的故事，

看上去非常“引人入胜”，

但对当年的亲历者来说，

其中一些情节纯粹凭空想象子虚乌有。

质疑者，

是山西考古学者张崇宁。

为此，

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专门撰写了一篇澄清文章，

记述和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

驳文

忆晋侯酥钟失窃始末

最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博物馆馆长买了14件编钟，当找到古墓后所有人却都叹服了》。就题目看便可看出是一位好事者，不了解实际情况还想抖包袱，卖关子。

实际情况我有部分亲历，在1992年下半年，准确说是9月份，我有幸加入到曲沃县曲村——天马遗址内的晋侯墓地的发掘工作中，其实这个考古工地上半年就开始发掘了，那是因为前一年当地发生了严重的盗发古墓事件，北京大学考古系会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1992年上半年在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山西晋南这地方每年6月初便进入收麦季节，所以参加发掘的民工这时也就各回各家收麦去了，在此情况下，考古发掘也就不得不暂停。就在这段暂时停工的时间盗墓贼下了手。当地公安局把此次盗墓定为“8.31”案件。

▲天马——曲村遗址俯瞰

在曲沃县的曲村镇，省考古所与北京大学共同筹建的一个北大考古系的学生实习的基地，类似于一个单位，在这里可以生活，工作，设施基本齐全。我9月份来到曲村工地，接着上半年继续发掘，当时发掘了五座墓，分别是6、7、8、9、13号，我负责清理9号墓，这个墓太深了，情况复杂，墓道和墓室中均葬有车，严重耽误了时间，发掘结束时都已快过年了。在墓口上搭着保温棚，里面点着灯和电炉子，外面下了雪都不知道，当我们下班时天也黑了，在旷野间踏着厚厚的积雪往驻地走，感觉非常好。

我想说的是在8号墓，这个墓在上半年收麦期间停工时被盗，其中出土的东西很值得一提，在这个墓中出土了带铭文的青铜器。我们清理时残剩有鼎、簋、壶、尊等，在青铜鼎上有铭文为“晋侯稣”，另有带铭文的编钟两件，稍微大点的铭文内容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第二件铭文为“永保兹钟”，从铭文内容看明显是最后两件，属于结尾性的习惯用语，所谓“年无疆”说不通，前边必有内容，这座墓是被盗过的，编钟明显不全，文字内容自然不全。

听说县公安局有缴获的铜鼎，于是我以及北大徐天进老师陪同邹衡老先生到了县里找了县委书记，然后去了公安局，县公安局接到书记的指示安排了这次观摩，他们把我们带到监狱里，在办公室看到了这两件鼎，在鼎的腹内部看到有文字，但因锈迹遮掩，内容难辨，但可以肯定是出自8号墓的。

▲“年无疆，子子孙孙”铭文拓片

同时我们还听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买回许多出自山西的青铜器，其中就有有关“晋侯”的青铜器，现在想不起是通过什么渠道听说这一消息的。

第二年继续发掘，三月份邹衡先生提出要去上海博物馆看看去，于是考古所给买了车票，我以及高崇文老师陪同邹先生一同前往。

▲张崇宁（左）与邹衡先生（中）合影

上博马承源馆长在百忙中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我们看了这次他抢救回的所有青铜器。

他们从香港抢救回的这批青铜器无疑都是出自晋候墓地，其中有“晋候对”，邹先生当时就认为这是M1、M2中的器物，因为在M1、M2中残留的碎铜片可以与上博的一件盨的残缺处吻合。最主要的是十四件编钟完全可以肯定是出自晋候墓地M8，首先，这些分处两地的编钟铭文字体风格是一致的，两处的文字都是刻上去的，而内容是可以连贯的，上博编钟的最后一件（第14件）铭文内容为“…降余多福，稣其迈（万）”，M8出土的属于第15件内容为“年无疆，子子孙孙”，说明马馆长从香港抢救回来的这批青铜器毫无疑问都是出自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的。

在这些青铜器被确认之后，马馆长非常严肃地向邹先生深深鞠了一躬，当时我在旁边不大理解，因为在这之前我是见过马承源馆长的，同时也见过他与其他学者在一起相聚的，但从来没见过他如此认真地向哪位学者行这礼。

之后，还是在上海的一次关于晋候墓地出土青铜器的研讨会上，马馆长才道出了原委，说：“当我在香港看到这批编钟时犹豫再三，首先，器物器形无疑是西周时期的，铭文字体结构也符合当时的风格，铭文的内容，从叙事的语法上看也没问题，但问题是这批字体全部都是刻上去的，按照惯例，这个时期的铜器铭文都是铸造器物时就铸上去了，铜器上刻字的做法要到战国时才出现，而这批铜器却是西周的。买了吧，有这份疑惑，不买吧，它们很快就会流失到国外，最后还是冒险抢购回了这批文物，买是买回来了，但私下里也有不少议论，说，马馆长花大价钱买回假文物了，我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可见这份压力有多大，正当我疑虑重重之时，邹先生来到了上海，在他的鉴定下确认了这批文物的真实性，打消了我的疑虑”。

晋侯稣钟是不幸的，

因为被盗掘而分隔两地；

相较于其它大量的流失文物来说，

它们又是幸运的，

最终得以珠联璧合。

但不管如何，

历史真相不能随意涂抹，

更不能被刻意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