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陈景润是个怎样的人

然而，让大家感到焦急忧虑的是，当年曾经“感动中国”的陈景润精神，却在当代缺失了。贡献与精神——这几乎是4个小时不间断的座谈会上最为集中的主题。因此，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院士说：“座谈会的意义已经超越研究院、数学界，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

作为数学家，他代表一种成就

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记录》上宣布他证明了“1+2”，该成果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公认，被称为陈氏定理。1978年，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陈景润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式人物。

在“1+2”发表40周年、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启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的工作无疑是出色的，比我们这一代的数学家都好得多。他的‘1+2’工作至今是一个世界纪录，保持了几十年，没有被打破。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位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说过，费马大定理是人类思维的极限，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不能解决的。但是怀尔斯把它解决了。然而，哥德巴赫猜想却仍然没有解决。陆启铿说：“我个人认为，似乎哥德巴赫猜想比费马大定理更加艰难。陈景润的工作距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终解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比登天还难。自那时起，哥德巴赫猜想仍然停留在陈景润的地方。”

那天的座谈会共有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到场，他们是王元、吴文俊、陆启铿、杨乐、陆汝钤、丁夏畦、马志明、严加安、林群、崔俊芝、郭雷。

在场的专家认为，陈景润的工作不仅代表中国数学界的高峰成就，也代表了一种优良的传统。根据吴文俊的回忆和王元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的讲述，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意向最初由华罗庚提出，华罗庚曾说：“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在华老的工作基础上，1955年和1957年王元先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4”、“2+3”；1962年，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分别独立证明了“1+5”；1963年，王元与潘承洞等合作证明了“1+4”。

华罗庚曾对王元与潘承洞的突破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他说过：“最使我感动的是‘1+2’。”

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小山说：“这是团队工作的结果，是一场接力赛。”吴文俊说：“我们在数学方面有这样一种共同攻关的传统，国内应该对这一传统加以重视、学习和发扬。”

“我还记得，1996年3月18日晚上，王元和我到北京医院看望陈景润院士。”杨乐说，“那就是我们在他生前见到他的最后一面。虽然陈景润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但我觉得他在数学上、解析数论上曾经达到的高度，对中国数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国际数学界的同行们长时间地认为，陈景润的这项工作是非常艰难的，难得简直不可思议，至今对这项成果的评价都非常高。”

作为科学家，他代表一种精神

除了他卓越的贡献外，陈景润最让人怀念与感动的是他的精神。崔俊芝说：“他是张劲夫老院长所说的‘安钻迷’的典型。”读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都熟悉这样一种场景：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中，陈景润坐在小板凳上，把床当做书桌，完成了中国数学界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文革”后，当他的事迹发表出来，几代人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立志向数学、向科学的高峰进军。杨乐说：“这样的例子，我自己就能轻松地数出20个左右，他们都是改革后涌现出的科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见到我时曾说，是陈景润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他们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马志明说：“陈景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当时对他的崇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深刻。”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数学家王友德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不知道哪个大学的数学好，只知道陈景润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我就报了厦门大学。”

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周向宇到数学所做研究生时，陈景润已经生病了，当时考托福出国的风气影响很大，他看到陈景润在盛名之下，依然带病工作、继续努力，明白做数学还有许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没有报考托福。

杨乐说，“我觉得陈景润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有特别的天赋或他比别人更加聪明，而在于他长期的勤奋与努力、坚持和刻苦。今天，在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仅因为他对中国数学所作的贡献，还因为他长期坚持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要发扬这种精神。”

纪念，为了继承

在陈景润身后10年，我国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科研环境产生了变化。然而，他的那种精神是否被更好地继承与发扬了呢？

严加安说：“陈景润一辈子只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而现在有的博士在毕业后没几年就发表了80多篇论文，可以想见，现在的学风问题有多么严重。”在谈到学术界存在的浮躁、浮浅、浮夸这“三浮”现象时，严加安提出了警告：“这种风气是非常危险的，如不及时重视并加以纠正，老师浮躁，学生跟着浮躁，学生成为老师后，又将浮躁传给学生，这样传下去，毁的不只一代人。”他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理评价体制和政策导向，管理部门应该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马志明说：“我刚读研究生时，华老(华罗庚)的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早发表、晚评价’。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提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像陈景润早在1966年就发表了‘1+2’的工作，直到现在人们对这项工作的评价还是最高的。而现在很多工作还没有发表就开始评价了，这真是违背了科学的规律。”

在丁夏畦看来，“重在坚持，不受干扰”是陈景润在数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因。他说，回忆一下陈景润的科研历程，在那样强烈的外界干扰下，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简直是个奇迹。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也受到许多干扰，但这种干扰与陈景润受到的干扰不同，现在是个人评奖、评基金的干扰等。但不管怎样，我希望今天的研究人员，以陈景润为榜样，集中精力、不受干扰。

“太急是出不了大成果的。”崔俊芝说，“出成果靠‘急’是急不出来的，要老老实实地干活。管理部门要努力创造一种宽松的氛围，让那些有‘安钻迷’精神的人能够坚持下来。”

正如马志明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乐认为，虽然现在的大环境比较急功近利，但研究院的风气还是很好的。这种好风气就是得益于从老一辈的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冯康、关肇直到陈景润、张广厚等数学家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杨乐希望年轻科学家学习陈景润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长期坚持必定会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纪念陈景润先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很好地发扬这种精神，最终使得我们成为国际上的数学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