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

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 但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跌倒的老人很多人不敢去搀扶……很多基本的常识和良知出了问题。市场发达了，欲望被放大了，但伦理规范和道德底线却塌陷了。

实用主义下道德的多重标准

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

很多学者认为，首先从伦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秩序大乱”的时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心灵秩序上的“乱”，表现在各种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个危机，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的相关性，又存在区别。简单来说，伦理学将伦理道德分为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前者涉及社会秩序的维系，是法律背后的伦理道德支撑，没有规范伦理，“法”就是外在的、强制性的，人们若不认可就不会自觉遵守，反而会去尽量躲避惩罚，冲击法律和伦理的底线。

与社会性的规范伦理相对应的，是个人的德性伦理。这涉及到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信仰？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好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与其背后的价值信仰是不可分离的。孔子讲“仁”与“礼”，“仁”作为一套价值观，需要通过社会伦理之“礼”得以实现。而一个“礼”的社会，又有赖于众人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分为孟荀两家。孟子着重修身和心性的内在德性，而荀子强调外在的礼治。那么，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制度重建的同时，要不要一套新的伦理规范和核心价值来支撑制度和法律？这些问题显然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另一方面，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而不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丧失道德感，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实际上最基本的价值和良知还是有的，我们常常用以衡量社会、批判别人，虽然很多人内心仍有这套价值标准，但它已不再成为我们坚定的绝对的信仰，而是可以视具体场景灵活变通运用。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家长们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教他做正人君子，但遇到具体的事，大道理通通不管用，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高度变通的小道理。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体制是公正的，我们只相信“拼爹”，“恨爹不是钢”。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的改善，需要有好的教育，也需要有社会的重建，下面我着重从制度和德性这两个层面来谈。

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它背后的问题出在哪？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今天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授认为制度本应保障扬善抑恶，如果我们今天的制度不能保障好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就会使得人人自保。

所以，要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要从制度入手。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

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比如，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 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所以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国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地区，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传统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制度。

美国神学思想家尼布尔说：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和法治秩序，乃是充分考虑到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但仅仅靠自利的人性，无法建立起民主，民主是需要公民的献身精神的。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君子和小人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前几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而且觉得天经地义。这样的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好的制度会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正派人，而制度有缺陷则会使得伪君子和真小人当道。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2010年11月21日，在上海“11·15”火灾事故发生的第7天，上海十万民众自发去火灾现场献花哀悼遇难者。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那次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这次活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更可爱。

“有所不为”是文明社会的底线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善的力量。今天的中国不是普遍沦陷，总有一些精神让我们感动，总有一些燃灯者以个人的德性力量温暖着我们。

离我们的记忆不远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次集体性的德性的爆发。地震中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

这里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关键是你的态度。台湾的钱永祥先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他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他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戒荤，只能尽量吃素，能够不吃荤就不吃荤，能够做多少算多少。同样，重建中国的伦理和信仰不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恶便会少了大半。

从这点来说，点亮蜡烛不是以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你一定要捐钱、擦皮鞋、扶老奶奶，而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当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周边似乎有了一些温暖，这个世界也许还有黑暗，但我们的小环境是光明的，我们的内心是光明的。所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大家。

主持人：谢谢管理层的介绍，我们现在进入问答的环节，请大家在提问栏输入您的 问题，中英文频道的媒体朋友都可以您的语言输入问题，我们将会读出您的问题让 管理层现场回答。问答环节将以普通话进行，然后再交由我们的传译人员即时翻译。

好的，我们现在邀请第一个问题。线上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管理层怎么看公司未 来的一个增 动力，有没有任何计划如何去实现盈利？

徐立：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 CFO 王征来回答一下。

王征：感谢提问。首先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处在一个增速超高的巨大市场，人工 智能软件市场。然后我们在这个市场里已经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根据沙利文的报 告，我们大约有 11%的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市场的市场份额。那么我们作为最领先的 企业，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非常容易形成一个正反馈的飞轮效应，使我们的市场地位 能够逐步越做越强，增速越来越高。而我们作为软件企业又有非常高的毛利，刚才 都提到，所以说整个毛利的增速也会保持一个非常高的状态。

另外在我们这四个板块里，前面提到有两个板块，我们觉得会有超高速的增长，其 中就包括智能 汽车 和智慧生活。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其实很有信心公 司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创造出盈利。

在成本端我也稍微说一下，我们成本端大部分的成本其实是人的成本。人力成本是 我们管理层比较容易掌控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在收入和毛利可以高速增长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有效的控制人力的成本，从而使我们有清晰的达到盈利的路线，谢谢。

主持人：谢谢管理层回答。下一个线上的提问是想请教一下公司在现在这个时间选 择在香港上市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徐立：好的，谢谢这个问题。首先商汤是一家香港成立的公司，我们是 7 年前一群 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香港设立的企业，并且我们在香港有 20 年的科研经验，所以我 想我们在香港上市是更好的可以推动香港的基础科研和更大的内地市场甚至是国际 市场的联动。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完全看得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够大幅度降低我们的 人工智能模型的生产成本，能够实现非常高效的规模效应。所以在此之下我们有一 条非常清晰可见的盈利路径。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目前是一个非常成熟 的上市时间点。谢谢。

主持人：谢谢。下一个提问就是公司在演讲的时候有提到数据隐私的保护，想请教 一下整体来说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话，公司是有什么措施？

徐立：其实这块我们有非常大的投入，公司觉得伦理治理是推动新技术落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关键。

首先我们强调说人工智能需要做到传统说的 ESG，就是从环境、 社会 、治理三个层 面都要做到能够赋能更大的产业，并且做到人工智能的普惠。

第二，作为行业的领军，我们想说商汤有义务也有责任，能够更多的和学术界并且和相关的有关部门一起来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的治理边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和更多的机构一起合作，来探讨设立人工智能的标准。在过往我们总共大概推出了数十项 人工智能的治理标准，并且是唯一的被联合国相关组织录取的可持续人工智能发展 标准的一个亚洲企业。

最后我们其实内部有伦理治理的委员会，对于我们数据安全、数据保密，并且说是 新一代的治理规范都有长足的探讨。我们治理委员会上有很多来自学界的大牛，包 括说我们的董事，清华大学的薛兰教授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季卫东教授，能够指导 我们 探索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数据安全的边界。

主持人：谢谢管理层。然后下一个提问就是想了解多一点关于我们的业务的分布。 刚刚管理层也有分别提到智能 汽车 跟智慧生活是会有超 速的一个增 ，想请教一 下这两部分的发展战略。

徐立：这个问题就请徐冰来回答一下。

徐冰：感谢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也刚刚提到，人工智能生产的原材料是数据，对于 汽车 这个板块来看，它实际上是产生了巨大量的视觉数据，因为我们每年光看中国 市场， 2000 万台的 汽车 会出产到我们的物理世界里面，每台车大概有 10 个摄像头 左右。这个摄像头也是常开的，它在不断的捕捉我们物理世界里面的数据，数据的 体量是巨大的，它里面蕴含的价值也是非常丰厚的。

另外的话就无人驾驶的场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长尾非常的多，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不断的投入研发去迭代技术，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场景的一些 corner case 如果 没有去训练，在遇到的时候车就容易出问题，就需要人去接管，所以这也是无人驾 驶技术它在迭代过程之中遇到的一个瓶颈问题。

所以也基于这两点，一个就是数据量的庞大，一个就是长尾场景的众多，那商汤在 无人驾驶和智能 汽车 板块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我们的人工智能大装置可以去以很 高的数据使用效率来批量的生产算法，针对长尾场景来生产大量的视觉模型，这些 大量的视觉模型最终能让我们服务于越来越多的车企，让这些车企可以获得领先的 AI 技术。

同时其实 汽车 也连接了城市和人， 汽车 是城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装置， 汽车 将会是 城市智能的一部分， 汽车 的智能也可以从城市的智能里面去吸收。同时我们知道 着无人驾驶技术的实现，人在 汽车 里面它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生活、来工作、来 娱乐 ， 所以本身它跟消费者有很强的一个结合。所以这也是商汤的另外一个优势。我们在 智慧城市、智慧生活、以及智慧商业的布局，都可以跟我们的智能 汽车 板块产生很 多的协同。这些协同是让我们更好的去服务这些车企客户，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好的 技术能力和对用户的服务能力。

如上两点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签订了 30 家车企，覆盖了 50 款车，2000 万台车的量产的总量，在行业里面是取得了商业化的突破，非常领先 的市场位置。所以在 汽车 板块我们在未来可以看得到预见性很强的快速增长。

智慧生活板块，我们也知道，物联网设备在智慧生活里面越来越多，物联网设备、 5G 的普及，再加上人工智能技术让我们的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越来越接近，在这 个过程之中元宇宙也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热词。

元宇宙是这个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一个融合的产物，人工智能在这里面其实起到一 个连接者的作用，并且元宇宙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体的存在，它会是每一个物理世界 的企业，每一个物理世界里面的城市都可以去参与创立的这样一个平台，这是一个 新的世界。在这里面商汤的角色是元宇宙开发者背后的一个赋能者。人工智能在元 宇宙的未来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可以大幅降低元宇宙相关应用开发的成本，可以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元宇宙的构建里面。商汤是背后的基础设施平台。

当下商汤也已经与手机这个最主要的元宇宙入口上面，它的 CMOS 图像传感器，全 球最大的生产厂商，建立了一个深度合作关系，我们共同研发了 AI 传感器，可以 通过这个合作，把我们大量的 AI 模型部署到手机这个平台上，来实现更强的图像 处理和各种 AI 能力。这也给我们未来的业务带来一个显著的增长。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还会念出最后一组的提问，这一组提问就想请教 一下我们海外发展的一个战略，还有如果跟其他行业公司相比的话，我们的竞争优 势是在哪里？

徐立：好的，谢谢这个问题，首先商汤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企业，包括说我们目前 都已经在非常多的海外市场设点，并且在去年 2020 年，有 20%以上的收入就来自 于海外，我们一直相信技术特别是科研创新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们也致力于推动 更多的科研创新产品能够做到全面的国际化。讲到核心竞争力，我想商汤是一个科 研创新的企业，然后我们对于技术的远见，实际上决定了我们的投资方向以及我们 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在过往我们用这样的技术投入到人工智能的 SenseCore AI 大装置，帮助我们 真正实现了 AI 模型的量产和降本增效，是推动我们进入产业的一大核心。

所以在这之上我认为有 4 点核心的竞争力，第一就是技术的领先带来的先发优势。 我们因为有技术领先，推动了行业的变革。我们其实是真正意义上定义了很多行业

的第一个，就像我们是第一个在全球千万级别的人口城市实现无感的刷脸乘车，像 这一类的应用给我们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从而带来一个很高的进入壁垒。

第二就是我们关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这部分投入，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两个核心的 问题，在长尾应用当中帮助我们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行业大部分玩家没有办法真正 解决大量细分的需求和应用。所以在很多应用场景当中，没有办法真正把它变成数 字化和产业化升级。同时在有没有的问题之上，我们还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就是通 过规模化的生产，能够把成本大幅度的下降，这只有把生产要素的成本大幅度下降 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铺天盖地。

第三是说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借助到跨行业和赋能多行业的优势，形成行业的协同。 我相信商汤是唯一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真正处理商业、城市、 汽车 和个人的应用 场景的。但是这 4 个场景最终面临的都是同一个物理世界，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对 同一个物理世界来进行感知数据化和进行分析交互，那么为什么背后会采取不同的 方法？所以商汤一直秉承着一种通用的方法来协同各个不同的行业，从而来做到行 业之间有很大的共用的资源来降低每个行业的生产成本。

最后因为我们从科研和工程出身，所以我们特别重视人才的全链路打通，我们和 50 多所高校形成了联合实验室的合作，所以我们从人才的选拔培养到最后在人才 上形成闭环，能送到学校里面的产研一体化的打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 以在过往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形成了独有的一套选用育留的人才体系，把高校和企 业之间真正的流通做到了极致，也给我们的未来提供了巨大的人才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