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残余国民党政权偏隅东南海岛,美国苏联拥有了原子弹,蒋氏父子也想发展核能,有了挟核武力之威慑以自保的想法。
五十年代蒋介石要“光复大陆”,急疯了的一着棋就是:
以核武攻击祖国大陆。
他曾让军队将领与美军密谋,计划使用金门的8英寸火炮向厦门发射战术核弹,攻击大陆炮兵、船队、战备集运地,并计划使用太武山东北坑道储存核武器。
台湾核武计划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为什么台湾最后没搞出原子弹呢?
60年代到80年代的台湾核武计划
蒋介石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持续地进行过以开发核武器为目的钚元素分离实验。
钚元素分离实验是研制核武器的关键性步骤之一,这意味着蒋介石曾秘密进行过核武器的研发实验。
这种实验在70年代曾经一度中止,到了80年代蒋经国手中又恢复,不久再度停止。
汪洋中的岛屿,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祖国大陆恢复成为联合国会员和常任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代表,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为世界所认同的,而在七十年代末期中美接近建立关系并最终建交时,蒋氏父子感觉被美国抛弃了,更是企图以核武自保。
蒋氏父子真正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核武,分两个阶段,一是1967至1977年,二是1987至1988年。
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蒋介石“执政”时和80年代蒋经国的“执政”时期。
核计划遭吴大猷极力反对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64年祖国大陆进行首次核试验后,蒋介石顿时感到紧张起来,他总感觉到飘浮在孤岛上形单影只,这下就更脆弱了。
祖国大陆一天天强盛起来,自己负偶对抗下去,反攻大陆的”实力”在何处呢?
一方面,要继续谋求美国的支持,只要美国继续在亚洲建立反共联盟,阻止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台湾的太平洋第一岛链反共前哨地位自然是不可替代的。
蒋介石对大陆的核弹忧心如焚,继五十年代之后,又曾经多次企图促使美国轰炸中国大陆核设施。
美国顾及核破坏的灾难性核污染云飘荡的自伤后果,又考虑“冷战”的另一方苏联核威慑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是闹着玩的,对蒋介石的苦心积虑不屑顾及。
首先要自保,吃了大陆节节败退无后援的亏,美国人总有一天是靠不住的,蒋介石有了发展台湾核力量的念头。
台湾军方制定了一个花资1.4亿美元的核武器计划。这个计划是:
台湾发展核武器,首先将要建造一个重水反应堆、一个重水工厂和一个钚分离工厂。这三个工厂的费用在1.2亿美元之上,同时,还要花费巨资研制弹道导弹,约0.2亿美元。
这个计划的草案一出台,在征求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家意见时,立即遭到中国现代物理学之父,培养了杨振宁、李振道等一批国际物理大师的当时蒋介石的安全顾问吴大猷的极力反对。
吴大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研究了多种原子分子光谱,研究了苯及其衍生物的喇曼光谱,发现并证明了苯的同位素移动并对此作了正确的解释。二次大战物理学以发展核物理为目标,美国“曼哈顿计划”一个很重要的的问题就是制造超铀元素,在这个计划的十年之前,吴大猷已经研究过超铀元素的电子构造,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个问题的成果。
30-40年代,他在中国最早进行了原子多重激发态的研究,较早计算了氦原子双激发能态,也计算了慢中子与原子碰撞的散射截面,并提出原子碰撞的理论模型和计算方法,可谓是原子能方面的泰斗级人物。
军方的这个规划最后要由科学院进行可行性研究,科学院由此做出了"新竹计划"。吴大猷应蒋介石的要求,对国防部的核能发展计划和中山科学院的"新竹计划"提出分析报告。
吴大猷在报告中予以全盘反对,认为从政治或战略观点而言,企图发展核武都是极不明智之举。不识相,他自然被嫌弃,吴大猷被排除在制定核能政策的高层人员之外,甚至被军方人士指着脊背骂"汉奸"。
吴大猷只觉得这种指控"愚蠢可笑,恶毒可鄙"。
吴大猷认为台湾发展核武器非但不能自保,而且是玩火行为,何况,按照这个计划,台湾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提供支撑。
他上书给蒋介石。
信中说,他对台湾发展民用核技术和培训核技术方面的军民两用人才不反对,但是他认为制定这样一个庞大的核武器计划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这个计划低估所要花的费用,计划真正实施,1.4亿美元根本就打不住;
第二,台湾发展核武器会与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当时已经明确表示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台湾靠一两枚核弹吓唬得了谁?
第三,这个计划的成功率不高,如果把发展运载工具的钱计算在内,台湾当时的财力是无法承受的,技术力量也完全支撑不了。
吴大猷的这封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对学生讲话的直率语气,可谓近于狂傲"。不过,这封信使蒋介石对他产生一种不寻常的"信"、"敬"与"爱护"。
排除异见,核武计划仍在进行
台湾自己没有核能力,主要从国外获得核技术,秘密从事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主要由“中山科学研究院”、中正理工学院、“清华大学”核工所三家单位承担。
其中“中山科学院”下辖四个研究所,分别是核研所、火箭所、电子所、化学所,核研所专攻核弹,火箭所负责研发投射载具。无疑“中山科学院”是核武研制的主力,培养了不少相关人才。
“做原子弹就像办酒席一样,东西都准备好,大厨师只要几分钟下锅就可以上菜;但那个年代无论是炸猪排、蒸鱼、煮饭,都要自己养猪、捞鱼、种稻。”
“平常人要看到东西才算数,只有干过厨师,也炒过菜的人,看到有猪、有鱼、有稻,就知道快上菜了。”
——说这话的,是台湾“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核能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一位参与研制的人。
台湾的第一步是制造“重水”。
重水是发展核武的敏感物资。重水反应器燃烧后,可以让铀238转化为钚239,生产钚弹比生产铀弹容易。刚开始台湾试图自己造重水,后来台湾买了重水反应器,就不必再做重水了。
核研所下设“化工组”,由于材料无处购买,得靠这个“化工组”替核研所做出足够的钚或铀,先以磷酸提铀,供应台湾研究用反应器燃料,再由铀产生钚弹原料。
各人准备各自的活,就象红案白案各管自己的一摊,不同单位的人住在不同的平房,彼此不联络,也不打听别人在做什么。
核研所中有台湾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不发表论文,一心搞核武,后来为了避免国际间质疑“核能研究所”的角色,高层才同意对外发表少数研究论文,但发表论文前还先要看看是否泄漏台湾核武实力进展。
对蒋氏父子的轻举妄动,国际社会早就瞄个正着,1965年5月2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与台湾签订了《安全保障检查三边协定》,并定期派员对台湾核能设施、核研究机构进行检查。
台湾暗渡陈仓,试图从德国引进可用以提炼制造核武器的铀的反应堆、偷偷挪用从南非进口的100吨铀矿石。
1969年,台湾从加拿大引进研究用的反应器,同年建立钚化学实验室。
汤恩伯是当年台湾核武的实际重要指挥者之一,他是首任核能研究所(INER)的所长。在他的领导下,70年代台湾开始秘密地实施核武器计划。
汤恩伯当时的想法是,以色列秘密发展核武器就是台湾的榜样。
法国人“帮忙”
1968年蒋经国当上“国防部长”,标志着蒋经国逐渐在台湾掌握重权.
如果说蒋介石发展核武还投鼠忌器,还表面上对外持否定态度的话,在苏联呆了十二年的蒋经国则一直主张毫不犹豫地发展核武器。
首先他利用担任台湾当局“国防部部长”的要职,使核能研究所的领导层多数来自军方。
蒋经国利用1969年从加拿大引进的40兆瓦重水堆的合法地位,从加拿大获得25吨的天然铀燃料,同时,台湾核能研究所还从法国、德国、美国购买了其他相关设备,开始研究对核燃料进行再处理的课题,以从中提取制造核武器所需要的材料。
此后3年中,台湾核能研究所又从南非秘密购入了100吨铀矿石,其数量比科研用核反应器所需的核材料多了一倍。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已经建成了专门研究核材料―――钚的化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可以从事复杂的核材料处理,其中包括对钚进行精炼提纯。
1970年,开始建立后处理装置,计划在1976年完成这项工作,其能力每年可分离出15克钚。这个后处理装置是一个重屏蔽的热室,内设有远距离操作的机械手。热室内设有核燃料溶解器、混合澄清槽萃取分离钚等设备。
钚(plutonium,Pu)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仅微量存在于铀矿中。用重氢撞击铀238,能够获得钚。钚可作为核反应器或反应堆的燃料,并可用于制造核武器。
二战中,美国轰炸日本长崎所用的就是钚原子弹。公开的名义是为了处理美国提供的零功率堆的高浓铀元件,暗中在一名挪威专家的帮助下建立了这个小型的后处理装置。
台湾当局还想购买一个规模更大的后处理装置,但是1969年美国拒绝了台湾当局的要求。
后来台湾转向法国,法国某公司打算向台湾出售年处理核燃料的后处理中间工厂。虽然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是该公司曾向台湾提供过一个很小规模的后处理装置的相关设备。
美国及国际社会严加防范
1968年台湾当局签署了NPT条约,当时台湾当局还占据着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1年联合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先后驱逐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971年加拿大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有关与台湾核设施的保障关系转入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这就从国际法理上明确了台湾作为非核武器地区的地位,必须承担不发展核武器的义务。
由此,国际原子能组织也理所当然地加强了对台湾地区的核视察和检查活动。
1975-1976年,国际原子能组织结论性地指出,台湾的核能研究所从事着与它的地位和所声明的发展和平核能源极不相容的活动,需要加强对它的保障防范措施。
1975年蒋经国上台后,吃一堑,长一智,台当局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重新启动核武计划,蒋经国之所以急于重启核武试验,是看到中美关系趋近在所难免,台湾地位岌岌可危,为了小朝迁的偏安自保寻核盾牌。
197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绝密报告披露,“台北当局其实一直想发展小型核武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再过5年,台湾当局就可能拥有制造核武的装置”。
这一时期,台湾当局的核活动是以公开的“发展核能技术”为旗号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建立了对台湾当局核活动进行监控的机制,并在台湾核能研究所内安装了监视系统。
1976年,台湾当局约有10根研究堆的燃料棒不知去向(内含500克钚),这就是说,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的半公斤钚不翼而飞了!据此,也开始怀疑,在其监控之外,台湾当局还在进行一系列不可告人的秘密核开发活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是被转入后处理装置,但是国际原子能用来监督燃料棒去向的摄象装置没有发现转移的过程。
1976年国际原子能官员访问台湾核能研究所,看到了在该实验室确有一个小型后处理装置,但其能力不可能分离出公斤级的钚。这些情况引起美国的关注,8月29日《华盛顿邮报》以首版头条刊出“台湾正在再处理核子燃料”,称美国在过去半年获得的情报显示,台湾正秘密处理可用于制造核弹之铀燃料。
"台驻美代表"虽予以否认,但美国武器管制暨裁军总署暂时搁置台向美提出的购入两套核能设备申请,并迫台停止上述秘密作业。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经国表示,台湾不谋求获得后处理技术和建立后处理装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国际媒体紧盯台湾核武注意力开始转向,对于台核能问题兴趣逐渐冷却。但美国当局仍有疑虑。
9月20日,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军备管制举行有关美对台核能政策的公听会。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助理国务卿恒安石出席作证,说明美对台的核能政策,一方面是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是限制不得从事浓缩铀的提炼以及核废料再处理,以免造成核武器的繁衍失控。
蒋经国清楚,卡特外交政策的三项重点内容是民主、人权和防止核武扩散,尽管国际注意力放松了对台湾的关注,但要在美国眼皮底下发展核武,是必须玩些花样的。
1977年伊始,蒋经国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重要负责人员讨论核能问题,蒋经国称已通知美方,台湾绝不制造核子武器,但美国对此十分敏感,不会放心,最好的办法是邀请美国派个代表团来考察他们。
蒋经国要求所有涉及单位的人员在对答上必须一致,如调查结果美方仍有疑虑,将对双方关系十分不利。
台湾曾正式向美国保证:“绝无任何发展核子武器或核子爆炸装置的意图,亦未有任何与再处理有关的任何活动。”这引起核能研究所内部极端反感。
1977年初国际发现,台湾的核燃料贮存池的底部有一个门直通热室,而且这个门曾经改装过。开始核能研究所人员解释为原先在加拿大的设计中就有这门,但是为什么要改装,没有讲出充分的理由。
后来AIEA的观察员又发现,核能研究所曾做过切割试验,进行过把燃料棒切成10厘米长的小段的冷试验,这些事实显然是为溶解核燃料做准备工作的。
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蒋经国有一句充满玄机的名言“‘中华民国’有能力发展核武,却绝对不生产核武”。
7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建立了一个钚燃料化学实验室,该实验室拥有4个手套箱,其中一个手套箱设有真空炉,可以生产金属钚。该实验室在1975-1976年之间处理过1974年从美国返回的动力钚1075克,到1976年年中,这个表面上为了提取锔的装置,处理了约500克的动力钚。
这个实验室的一切设备还是由法国某公司提供。该公司为了避免与法国政府打交道而带来的政治麻烦,私下让1至2名工作人员告长假到台湾帮助安装这些设备。
从这些活动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当时有意图发展核武器。而且有报道说,在5年内就可以制成一个核武器装置。
美国人对中美关系趋近后台湾的心态把握得十分精准,因为台湾曾经设想过多种办法阻止美国和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的发展,美国人认为台湾可能采取的措施不外乎:
一、发展核武器;
二、与苏联共产党政权交往接近,打俄国牌制约美国和大陆;
三、与中国大陆谈判和平统一问题;
四、宣布台湾独立,获得国际承认的地位。
台湾蒋氏父子只承认”一个中国”,他们采用的措施是倚重一,不宣布放弃三,对二和四,他们一般不会采用。因此他们特别重视核武研究,以增加中美关系下那一天与大陆和平谈判的筹码。
1978年台湾当局返回863克钚给美国,但是约200克的钚在台湾进行处理过程中已经损失掉。
美国对台湾研究堆的控制曾提出二条措施,一是要求台湾所有研究堆采用高浓铀或低浓铀作燃料,二是要求所有研究堆卸出的核燃料运到美国进行后处理。
台湾曾在屏东九鹏新武器试验基地进行了小型核试爆,进展颇为顺利。1981年,研制浓缩铀获初步突破,1983年3月,南非同意与台湾共同研究喷嘴法浓缩铀,南非愿与台合作发展小型核反应堆。
蒋经国表示同意与南非在核能和平用途方面进行合作。
▲图为传说中南非的核炸弹
同年5月,南非能源公司将派人赴台谈合作,协商研制小型核能反应堆计划,实际上,当时台湾对化学法浓缩铀已有初步的技术突破,已达到0.75%的浓度,台湾有信心在3-5年内达到3%的浓度,则今后核能发电燃料可以自给自足,不必再受制于美国。原子弹铀浓度要达97%,所以3%的浓缩铀,只能用来核能发电。
据估测到1986年,台湾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就会具备。
美国对台湾这些做法感到不安。美国出于防扩政策的需要,要求台湾当局关闭这个从加拿大引进的研究堆,并派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对研究堆卸出来的核燃料进行检查,以区别是否曾转移去进行核武器方面的活动。
台湾当局被逼拆除了热室。美国还要求台湾当局返回美国曾向台湾提供过的钚。
直到1987年,美国还没有获得台湾当局违反1976年声明建立了一个多用途热室的情报,建造这个多用途热室的决定是一心要搞核武器的蒋经国下的命令。
而且,台湾也进行了“高爆”试验,“高爆”是核武发展的重要过程,却不是真正的核子试爆,并不会造成任何放射线或辐射污染。
无论研发原子弹或核子弹,除了需要足够的铀235或钸239等核材料,还要有引爆原子弹的技术,引爆的关键是从分裂连锁反应前的次临界状态,变成超临界状态,高爆是运用火药让原本原子弹头内多块分散的核分裂材料,瞬间同时的向中心点集中撞成一团,才能产生剧烈的爆炸威力。台湾中山科学院在龙潭营区附近进行“高爆”试验。
台湾的核武发展,是发展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为载具,人员要派到美国取经,许多仪器设备是向美国采购,由此,美国很容易掌握台湾核武的研发进度。
1987年,台湾原子能研究所突然违反1976年的承诺,开始修建另一个多热室。到1987年年底,台湾“只差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制造出原子弹”。
在蒋经国的授意下,台湾的核武器计划加快了速度:从加拿大引进研究堆,利用研究堆生产钚,并建造一个多用途的热室,处理研究堆卸出的核燃料,提取武器级钚,最后把钚制成核武器,装在射程为1000公里的“天马”弹道导弹上。
功亏一篑,核心人物携核心机密叛逃美国
美国安插在台湾核研究机构中的间谍颠覆了蒋经国的核武计划。这个人叫张宪义,震惊岛内外的“张宪义事件”的主角。
早在70年代早期,台湾第一个原子弹计划被美国发现时,中情局即策动他设法进入核子工程领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宪义进入台湾核研制核心圈,升迁至核能研究所副所长,随着台湾不动声色大力发展核武,张宪义的无间道角色日趋重要。这位台籍陆军上校被中情局吸收埋伏了近20年。
此时,到了关健时候“爆炸”的时候了。
1987年,台湾当局密令重新激活钸的再处理工作,数周之内,张宪义将情况通报美国,并开始提供有关核武计划的文件,当时美国暂且按兵不动,直等到张宪义及家人都到了泰国度假,并经由中情局安排于1988年1月9日进入美国,张宪义在美国国会秘密听证会上作证,向美国交出了台湾发展核武器的机密文件和图纸,将台湾研制核武器的内幕和盘托出。
▲被安置在弗吉尼亚州安全屋中的张宪义夫妇
被张宪义揭开的台湾研制核武内幕,不仅震惊了美方,也让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祖国大陆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里根于是掐准了时间在1988年元月派遣特使前往台湾,向台湾当局提出最后通牒:
停止核武计划,并且关掉反应器,否则美国的军事支持及核电厂燃料即告中止。
台湾当局只有立即终止核武计划一条路可走。
美间谍重创台核武计划,鼠戏猫,最终还是猫捉鼠。“张宪义事件”对于台当局以及蒋经国本人都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打击,1988年1月13日,也就是蒋经国在获知此事后的当日,心脏病突发死亡。
美国要求台当局关闭核反应堆,并于1988年1月18日派团抵台,强行拆除台湾价值18.5亿美元的重水反应堆,下令停运送往台湾的所有重水,同时搬回台湾核反应堆里的重水。
至此,台当局“最接近成功”的核武计划再次破产。
到1997年,大约含78公斤钚的研究堆核燃料已送到美国,而最近一次,也是最近一批核燃料因环境问题而没有能够运到美国。在这批核燃料中,约含6公斤钚。
台湾当局的核武器计划被遏制了,但是台湾当局是在接近目标时才被阻止的,不能说台湾没有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台湾当局掌握了钚分离技术、钚的冶金技术以及制造核爆炸装置的部分技术,很容易在上述基础上成为核武器被扩散的地区。
但台湾缺乏核裂变材料钚和高浓铀,要获取核材料,不仅很难不被发现,而且充满着危险,更何况,台湾研制核武的关键设施重水反应堆已拆除,研制核武器的材料及处理技术已经远不如当年。
尤其是目前发展核武器最重要的铀原料,在国际监督下,台湾很难取得;
当初研发核武器的科学家多已退休,甚至已经过世,缺乏关键设备及技术人才,仅靠资金的投入难以解决问题;
台湾反核声浪很大,连核能电厂都遭遇很大阻力,发展核武的阻力会更大;台湾面积狭小,毫无战略纵深可言,缺乏核爆炸实验场地,这也是台当局推行核计划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因此,台湾在理论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自行研发核武器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屡屡阻止台湾研发核武呢?是因为害怕中国,还是因为美国热爱和平?
简单来说,因为让台湾无核,对美国更有用。
对美国来说,让台湾当局拥有核武器,不仅会对其失控,还会加快大陆收回台湾的速度。
让台湾保持永远“不统不独”的状态,才可以作为牵制和消耗大陆的一枚棋子,从而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所以尽管给了台湾诸多好处,给提供了许多军事援助,但这些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给你什么,你才能用什么。
正如有一句话所说,“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美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对台湾的态度,一直很克制。
但对岸的态度,已经越来越令我们寒心。新的一年来,台湾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吗?
我们期待着。
作者:吴跃农,全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评审专家,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已获本人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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