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模型（种植合作社对茶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茶园生态化建设模式，涵盖茶叶品种、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领域。秉承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生态伦理学思想，为复兴茶产业而努力。

目前茶叶种植中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远远超出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施用量,已经成为中国茶叶绿色发展的极大阻碍和隐患.赵娜等在研究中指出大量的人为活动对农业清洁生产存在直接影响.而目前中国从事茶叶种植的基本单位是分散农户,小规模、低效率是其基本特征.张云华等认为,由于小农生产的局限性,茶农在追求效益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滥用农药和化肥来提高产量,而在一次性或短期性交易中这种不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尤为凸显.现有以农户家庭为主要管理单位的茶叶生产模式缺乏具有专业技术的组织来进行指导,导致茶园在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管理随意性高.胡薇研究认为,生物源农药防治较传统农药更加绿色环保,但因其见效慢、成本高,因此在茶园中推广时常受到阻碍.由此可见,茶农个体行为非理性以及专业化组织管理缺乏,是诱发非绿色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

王迎春等认为,农药残留、重金属、有害微生物和非茶类夹杂物是绿茶生产中的危害因子.产生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茶农在种植环节要素施用不当,具体表现为农药、兽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在种植过程中的过量施用.

本文界定的茶叶绿色生产强调尽量减少化学合成农药及增效剂的使用,并采取以有机肥为主的科学施肥方式,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由于单个茶农在生产过程中施用农药和化肥的随意性,为保证绿色生产,种植合作社与茶农签订鲜叶收购合同,建立起稳定、优质的原材料生产基地.考虑由茶农和种植合作社两个群体在非对称信息下构成了绿色生产的“委托-代理”模型,种植合作社作为委托人收购茶农绿色无公害茶叶,茶农作为代理人进行茶叶绿色生产.一方面,种植合作社通过设计监督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种植合作社通过设计激励机制,激励茶农的绿色生产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激励茶农提高自身绿色生产种植水平,减少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本文在“茶农＋种植合作社”模式下构建了委托-代理模型,并结合４家茶叶种植合作社的案例分析了该模式下茶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绿色生产激励、绿色生产监督、“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绿色生产成本及败德行为收益是影响茶农绿色生产水平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提高绿色产品收购价格、完善监督惩罚机制、构建信任合作机制、加强质量信号传递、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有效作用于以上影响因素,从而提高绿色生产水平。

结论

第一,绿色生产激励对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

通过案例可以看出,乙合作社和甲合作社通过提高鲜叶收购价格激励茶农绿色生产,有效地将经济激励与绿色生产行为结果密切相连,提升了２家合作社茶农的绿色生产意愿.大部分茶农表示减少农药投入、科学施肥的绿色生产行为能提升茶叶品质、增加收入.另外,将２家合作社进行对比,在其他影响因素几乎相同的条件下,甲合作社的激励强度高于乙合作社,而绿色生产水平也略高一筹.因此可以判断,绿色生产激励在提高茶农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正向影响绿色生产水平。

第二,败德行为收益对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

案例显示,无论在甲合作社或乙合作社,茶农对合作社的绩效水平、规范程度、理事长能力等方面有较高的评价,在信任机制作用下茶农期待更加持久的合作关系并获得长期合作利益,因此降低了短期败德行为的期望收益.相比来看,丙合作社和丁合作社与茶农之间缺乏信任纽带和长期合作意愿,茶农无法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一次性败德行为的期望收益较高,导致２家合作社茶农经常违反合作社绿色生产要求.另外,将丙合作社和丁合作社进行对比,在其他条件几乎相同的情况下,茶农对前者合作社的信任程度略高于后者,绿色生产水平也略高.因此可以判断,信任机制与合作意愿降低了败德行为的收益期望,并正向影响绿色生产水平。

第三,绿色生产监督对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

通过案例可以看出,甲合作社或乙合作社有较完善的监督制度和严厉的惩罚措施,如抽检强度大、拒收问题茶农１~２轮采摘期内茶叶,减少了茶农的侥幸心理和以次充好行为,绿色生产水平较高.相比来看,丙合作社和丁合作社出于利益协调或鼓励增产的目的,处罚力度较弱,监督制度也有待完善,茶农施用农药化肥随意性大、绿色生产意识不强.另外,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体现为:通过制定一系列绿色生产管理制度,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禁用高毒农药、实施绿色病虫害防治、平衡施肥等,监督和规范茶农生产行为,并增强其质量安全意识;通过记录生产和交易过程,实现绿色生产行为可追溯,对问题茶农实施惩罚,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本文认为绿色生产监督在规范和约束茶农生产行为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并正向影响绿色生产水平。

第四,绿色生产成本对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

案例显示,４家合作社均为茶农提供了较多的技术培训和专家田间指导,节省了信息搜寻、技术学习及交通支出等成本.除此之外,甲合作社和乙合作社还为茶农提供统一、低价的绿色农资,进一步降低了茶农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和有机肥的生产成本,２家合作社的绿色生产水平也相对更高.在绿色生产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的条件下,交易成本是影响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在理性经济人前提下,生产成本又是影响绿色生产行为的关键.因此,本文认为,绿色生产成本的降低(包括交易成本)正向影响绿色生产水平。

第五,“优质优价”市场机制对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

通过案例可以看出,４家合作社均有注册商标,如果合作社实行绿色生产,通过对品牌的信任,消费者更容易相信其绿色生产行为,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优质优价”成为可能.同时,甲合作社在拥有品牌的同时还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绿色生产水平也处于第一梯队,说明消费者有理由相信其生产各环节符合绿色生产标准并实行严密的检测和控制.因此,本文认为,品牌和绿色认证能提高“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的灵敏程度,并正向影响绿色生产水平。

（安根团队摘自赵晓颖等：“茶农＋种植合作社”模式下茶农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安根团队，20余位各领域农业专家，提供成熟的土壤恢复集成方案、生态修复集成方案、农残解决集成方案和生态农业社会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