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在依法治校背景下开辟法律第二课堂）

引言

笔者曾在师范大学的法政学院就读，学院设有法律系，有非师范类的法学专业和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点。

后来，笔者回到了家乡，进了学校任职，从事师范类专业教学，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读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如今，依法治校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教师不仅要懂专业、会教学，还要学法、用法。在学校这个特殊环境里，让法律的教育功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笔者了解到，为了在依法治校背景下开辟法律第二课堂，开选修课、组织学生社团......其实，教育工作者还应该注意的，是认识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出版

古代||道德与法律并重：善近名，恶近刑

梁治平自选集：《法律史的视界》

《法律史的视界》作者梁治平（1959年－）：中国著名法学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这是一本思想密集的书，注重“法的理论和历史”。

在《法律史的视界》一书中，著名法史学家梁治平先生在《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一文中，首先评论外国法律学者，说这位女学者把非精英阶层、庶民阶层的小传统，用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法文化，是很好的。

在《中国古法概说》一文中，梁治平先生把中国法律史三分，分别是：三代；春秋战国时期；秦汉至清朝。

本文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庄子·内篇·养生主》

中国哲学重视伦理道德，核心是儒家、道家和佛家，法家并不是主流。然而，“阳儒阴法”是我国的政治传统，儒、墨、道、法四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学术流派。

有一个法家人物，名叫李悝(kuī)(前455—前395年)，魏国安邑人。他是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李悝编纂《法经》，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十分有名，和“皋陶制五刑，皋陶造狱”齐名。《法经》之后，《唐六典》《元典章》《明会典》《大清会典》（官制官规，又名《五朝会典》）《大清律例》（修法用了将近一百年，以例辅律，非以破律）《刑部现行则例》《户部则例》《理藩院则例》《钦定西藏章程》，中国的法典编纂由简单到复杂，越来越规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演进，是一个行先知后的过程。

关于知行关系，很多人都会想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先看儒家创始人孔子“执御”之教是做什么用的？仅仅为了强身健体吗？

《论语·子罕》：“子闻之，谓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也。’”

以孔子之博学，应该精通“六艺”并不偏不倚，可是他却强调“执御”。很明显，“执御”具有行义致远、深入民间的作用。

中国法律文化从“皋陶造狱”开始

再看旅行。

历史证明：封建王朝大多是被举子和游民（包括游牧民族）联合推翻的，前者是荣誉的教育旅行家，后者是不名誉的旅行者。旅行者善于写“怪力乱神”，《山海经》《博物志》《续博物志》《夷坚志》等民族志文本，是儒教鄙视的“大传统”。民族志常被视为“志怪小说”，讲了很多离奇的“异域”故事，布满了游民的生活足迹。

现代||西学东渐：教育旅行促进了法律的“行先知后”

孔子周游列国成就了教育伟业。孙中山、武廷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司法总长，主张“审判官为法律之代表，其司法之权，君主总统莫能干预。”）、蔡元培、鲁迅等革命家的教育旅行，则促进了法律的“行先知后”。

留美回国的法学博士伍廷芳

晚清“君主立宪”失败。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家（都是旅行家）的“行先知后”促进法律西化（现代化）。民国“六法全书”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制定的，颁行之后，一定有很多不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地方。

中国近代有了法律思想史和哲学认识论的革命。民国时期，依照“行先知后”这一革命认识论指导下的现代化路线，中华法系被放弃，法律西化进入大跃进的新时期。

如果说，孔子周游列国的教育旅行在知行关系文化史上，有助于“知行合一”地“发现人”（在语录体时代）；那么，孙中山的周游列国，则有助于“行先知后”地“发现世界”（在民族志时代）。

作为传统“知行关系”的终结，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他的革命认识论：行先知后，终结了旧的法文化传统，开辟了另一个传统。

当代||法律自带教育功能：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

《慈善法》颁行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实施。

将《慈善法》和《公司法》作比较。有研究者说《慈善法》堪比公益领域的《公司法》，可把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带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实，《慈善法》已经实施五周年了，并没有带来人们期待中的公益生态巨变，也没有带来社会创新的“井喷”。对于这个反差现象，我持“客观环境论”。笔者认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促进了《公司法》的成功，而这个大环境制约了《慈善法》的成功。

南京彭宇案

笔者自从报考全国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开始认真学习法律，首先对笔者产生较大认知冲击的是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

早在2009年，通过浏览中外好人网，笔者原先以为在这起民事诉讼案件中，搀扶老太太并送医的彭宇是完全被冤枉的一个好人，其实不是——彭宇承认了自己撞了老太太，是有过错的。如果不听民法学的老师在线讲授，笔者不会知道彭宇案的最后真相。

原来，“搀扶老人”的教育价值和当事人彭宇被追究民事责任，是两回事。

小结

法律具有权威性。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说：“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而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不应受裁判，而应是裁判的准则。”

法律自带教育功能，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处理知行关系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当今成文法时代，法律法规用白纸黑字的方式告诉读者（受教育者）：什么事情当行，什么事情不当行。在法律面前，只有知行统一，才能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去。

《民法典》部分内容手绘本

教育无小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依法治校和培养人才相统一，是当代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聘请法制副校长、法律顾问，开选修课，组织学生社团......这些，不仅仅是“应付工作任务”，而应是“自觉开辟法律第二课堂”。

校园黑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