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的律法（申命记）

引言

严格的拜神教在当时已是古老的耶和华信仰的要求，并且是耶路撒冷祭司对外的垄断要求的内在补助概念。本质上对外已严重的宗派性闭锁，部分是相应于祭司的利害关怀，部分是相应于一个城市市民的但在律法书教师的教权制指导下的知识阶层的虔敬性。

相应于针对“外邦人”的闭锁，对内则是虔敬且礼仪正确的格耳林姆与以色列人在宗教与社会伦理上的地位平等，这是平民的非军事化的产物。耶利米不也同时告诉以色列人说，利甲族，亦即典型的格耳林姆，正是神所喜的典范样式的担纲者。

▲耶路撒冷祭祀遗址

所谓“平民的”并不只是对所有现实的政治一军事需求与任何的英雄精神完全地漠然以对，而是对神的心志伦理关系的整体态度：谦卑、顺从、全然信靠的献身－因而不可“试探神”，亦即要求神显奇迹以展示他的力量尤其是一种让人怀抱虔敬之心的对神的“爱”，而前此大概只有何西阿将此确认为基调。作为整体态度之表征的是：虔敬的心与内在皈依于神的一种心志伦理的升华有时在说教进行中表现为热切激昂的心境，然而却不会陷入任何激进的神附身状态的激情。

根据上述的说明可以得知，此一纲要基本的乌托邦主义的请前提根本上是取决于伟大的先知，然而这纲要却绝非他们的作品，这点我们后面对先知再加探讨时便很容易判明。专家们毋宁是认为而且真的很可能是如此《申命记》的编纂者晓得耶和华派与耶洛因派的集成，并时而加以利用，尤其是后者。

▲乌托邦

《申命记》作品的完成时期，大概是接近耶和华派与耶洛因派将古老的族长故事与利未人的摩西传说汇整起来的时期（两派的合并汇整即威尔豪森所谓的“耶和华的”汇典）。在这个汇典里可以发现到许多插入的章节，这些章节令人直接联想起《申命记》里具有表征性的宗教性。后来经由祭司的补充、添窜、部分而言改写后，此一汇典已有所变化，而“耶和华典”（Jehowist)尤其是部分新插入、部分补充了对于族长的大应许。此派与《申命记》的共通之处是，无视于王权。被应许了救赎的不是王，而是虔敬的百姓，并且是向宗教传说里的族长说的。

这应许和古老的祝福神谕连结在一起，并被追溯到巴兰身上，亦即所罗门的赋役王国之前的时代。利未人及与其有志一同的虔敬且关切神学的俗人圈子应该是孕生这两部作品（汇典与《申命记》）的母体，只不过，在《申命记》方面，祭司的直接参与远为强烈得多，因为这可是一部取决于祭司利害关怀的说教作品，尽管是奠基于利未人的律法书。从宗教观点来看，赋予《申命记》说教特色的是：极力强调报应思想与天意信仰，以教化的、怀柔的、慈悲的有时是痛悔逾恒的方式来表现神与人的内在关系，以及反之展现彻底平民性格的那种谦卑献身的虔敬。

▲以色列小孩

这些特色也相当醒目地展露在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庶民虔信里，甚至早在古王国时期即可发现其出处。根据埃及智能教师的教导，神尤其珍爱的是顺从。拉美西斯时代的手工业者的纪念碑加上：神是“不可被收买的”，显现他的力量既给大人物也给小人物；阿蒙神则特别听取穷人的呼求，他会远方驾临来助，带着北风的“甜美吹息”这是那儿的人所渴望的，如同巴勒斯坦的西风“悄悄柔和的气息”；人们应该仰望他且爱他。而他的怒气不会发上一整天。

人，如同在以色列的律法书里，并非因原罪而永远堕落，但天生愚蠢，不懂“善与恶”；祈祷与立誓在以色列也是用同样的手段－会蒙神的恩宠，尤其是行事正义。由于报应思想在新王国的虔信里显然强力增长，生病在此自然也是神罚的普通形式。显而易见的，这整个个人的虔敬本质上一如世界各地普遍的平民阶级的虔敬。

▲摩西的十诫

在印度，这导向救世主信仰。在埃及，人们仰望法老，借其求请与中介而获福祉，不过基本上是祈求政治安泰或风调雨顺，亦即政治团体无处莫不在意的救赎财。个人私下的安否同样被认为是取决于法老的卡理斯玛。不过，官僚体制立于法老与民众之间。而且，法老个人的宗教信仰是典型纯粹物质性的互惠道德，与平民的那种虔信一点关系也没有。

直接与其并立的是祭司的粗野巫术，急难的人向它求助。自以神学秘传为傲的埃及祭司不仅无意于庶民的伦理教诲，而且基于其物质利益所在，他们所介意的是更为有利可图的事业：贩卖《死者之书》书卷与圣甲虫。换言之，与俘囚期前的以色列带有完全相同特色的那种平民的虔信的确也存在于埃及，而且就两者长远且直接的关系看来，以色列受到来于埃及的影响也绝非不可能的事，只不过无法确证罢了。然而，埃及的这种虔信从来就未曾成为有系统地理性化的对象，无论是通过先知也好或祭司也罢。

▲古埃及壁画

巴比伦的情形也相当神似。美索不达米亚的市民时代的古老忏悔诗篇，从亚述巴尼拔的藏书和其他史料可以得知，无论在调性或内容上都与以色列诗篇的虔敬性非常接近，有时不得不让人有直接借用过来的想法。尼布甲尼撒及波斯前几代君王的虔敬同样也近似以色列的虔敬，而这也是同时代的先知所知道的，所以他们称这些王为“神的仆人”也不无道理。然而，这儿同样欠缺庶民日常伦理的系统性理性化。

结语

除了没有理性的律法书教导之外，尽管一般也不缺预言，但绝非以色列特有的那种预言。那些地区之所以没有，而唯独存在于以色列，这纯粹是政治环境使然（如后述）。如果说律法书教师身处于宗教伦理发展的中心点上，那么我们势必要略窥一下他们的实质要求，并且要问：其伦理教诲的内容是否从他处挪借过来，而这内容一般而言对于其他文化地区的政治伦理又有着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