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事务所取名（张宏元）

撰文 ▏浮琪琪

编辑 ▏肖泊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社会创新家（ social_innovator ）

对于公益行业来说，能提供专业公益法律服务的律师少之又少，供需矛盾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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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张宏元告诉《社会创新家》，大部分律师不了解公益行业，对公益法律服务没有概念，也因为公益法律服务费用较低，没有民商事业务商业价值大，同时业务类型单一，所以对于公益法律服务，律师大都不愿意投入太多的精力进入到公益行业。

“我们上学时没有学过《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法》，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也很少涉及相关考题，可见在众多的法律法规里，包括《慈善法》等公益法律法规是多么小众的法律，几乎没人提起。”张宏元感叹。

2020年，张宏元创办的“仰信律师事务所”注册成立，律所微信公众号简介只有一句话——致力于公益法律服务。

张宏元最初为律所取名“信仰”，因注册时没能顺利通过，最终改为“仰信”

泼进“旱地”里的一盆水

2012年，张宏元报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EMP项目（此后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EMP项目）学习。对于当时的张宏元来说，公益是他的知识盲区，他甚至不知道公益行业的基金和商业基金有区别。

一个律师一头扎进一群公益人中间，像条鱼从鱼缸跃进池塘，更像在旱地里泼进一盆水。公益人里终于有专业的律师来学公益知识，同学在机构遇到法律问题时常向张宏元请教，张宏元有投身公益的愿望，也欣然相助。

戈友基金会秘书长丁睿洁与张宏元夫人宗小萍是EMP四期班同学，与张宏元相识后，丁睿洁工作中每遇到法律问题，习惯先找张宏元咨询。

“宏元从不推辞，每次都热情帮忙，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只是法律问题，项目立项、执行风险、审计、评估等等总会给很多好的建议。”咨询次数多了，戈友基金会正式邀请张宏元担任该基金“好校长”项目的志愿者。

通过公益学院上课，与公益人密切来往，张宏元逐渐了解公益、公益机构如何生存运行，同时也捕捉到公益人及其所在组织对专业法律服务的庞大需求。然而，律师行业却没有供给的欲望。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了绕不过去的沟壑。

张宏元与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交流，王振耀指点他：“宏元，既然你是律师，应该用你的专业来做公益。”

张宏元萌发创办一家为公益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的想法，但对他来说，成立一家主要业务为公益行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想法虽好，风险不小。从现实出发，他不乏顾虑。“一个是牵涉精力太多，第二是愿意做公益法律服务的律师人才不好找，第三是发展前景不乐观。”

成立律所一事，不得不暂时搁置。

最近两年，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等知名公益人呼吁重视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行业基础设施亟待破题，法律服务即是其中的一块。

张宏元又动了成立律所为行业提供专业服务的念头。他与徐永光、何道峰、金锦萍等公益界前辈探讨，他们都表示赞成。“金老师担心专业的律师不好找，团队不好搭建。徐老师看到的是公益行业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支持，第三方机构应该补足这一点。”

张宏元不再犹豫。

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EMP校友眼中，张宏元热情、真诚，乐于帮助大家解决法律问题

公益组织想要“全能”律师

仰信律师事务所的成立，并非空中楼阁。此前，张宏元已经与多家公益组织建立合作。这些合作有的是从免费咨询转向业务合作，有的是公益伙伴推介，还有的是慕名邀约。

2018年，姚基金公益基金会刚注册成立，就聘请张宏元为法律顾问。

“因为他愿意参与公益，经过了系统的公益学习和训练，了解公益运行模式，熟悉公益人的需求和预期，而且给多家公益组织服务，经验丰富。他也不是冲着服务费来的，象征性地收取了一些服务费。”姚基金秘书长叶大伟对《社会创新家》说。

除了姚基金，张宏元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等国内多家公益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多家公益组织担任理事、监事等职务。

有别于跟商业组织合作，与公益组织合作的体验完全不同。做企业服务时，张宏元只需要做与自己最契合、最专业的事情——输出法律服务。公益组织对律师提出的是超越法律专业的、近乎全方面的需求。

“律师不只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还提供各种咨询，包括立项、劝募、执行，甚至内外部审计，还有管理、人力资源等等问题。公益行业提出的是全套需求，希望你解决所有问题。”张宏元身负来自合作方“全能律师”的期待，他认为这恰好暴露了公益行业本身发展得不健全，没有商业组织各部门职能划分精细，法律需求单一直接。

张宏元没有对超出法律范畴的问题有过责备，都尽量帮助机构解决问题。他将这些高需求的问题视作对自我提升的鞭策。

张宏元脑子里有两套处理系统，一套应对企业，一套应对公益。在为企业服务时，一切遵照法律程序。而在公益行业，理性、程序中间必须要有逆向思维。

有一次，某家基金会打来电话，他们在执行一批药品捐赠时，捐赠方就药品的运输风险提出要求，让基金会承诺运输中一瓶药品都不能出现问题。

“从法律上讲，捐赠后的药品，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基金会，风险就转移到了基金会。基金会虽然会尽最大的注意去保管、运输药品，但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零风险，如此严苛的要求对基金会来说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但张宏元清楚，公益不同于商业，捐赠方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有他的利益诉求，药品保管、运输出现问题，一旦影响药品质量，其品牌和商誉将会受到影响。

“所以你要权衡所有的关系，肯定不能把捐赠方得罪了。你要了解捐赠方担心的是什么？真正需求是什么？”张宏元只能调整表达，有理而不失礼貌地帮助基金会解决问题。

“给企业做法律服务，更直接更简单更有效率。而公益组织这边，考虑问题更复杂更全面，决策流程更长。有些问题更多的是情理，而不是法理。”张宏元说。

商业纠纷中，律师解决纠纷只要遵循法律流程即可，下律师函、进入诉讼程序很常见。在公益行业，除非万不得已，大部分纠纷中的机构都更希望能协商解决，定纷止争，减少影响。

张宏元曾帮一家基金会发过律师函，目的是追要一笔已经签了合同的捐款。“走到这一步，基金会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要考虑社会影响问题，顾及到捐方的信誉，避免陷入舆论漩涡。”

按照企业的常规操作，发律师函后无进展，下一步就是诉讼，通常不需要额外的操作。然而，在公益行业，诉讼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选项。那次张宏元发函后，亲自上阵与对方沟通。“不会把话说死，都留有余地，反复沟通，像谈判一样。”最终，在没有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基金会收到了捐款。

与公益合作过程中，张宏元不只是服务者和支持者，也是监督者，甚至监督者的角色更为重要。

在一次合作中，姚基金拟与一长期捐赠方做品牌联名。对方提出使用姚基金的Logo做善意营销，拿出销售额的一部分作为捐赠。秘书长叶大伟请张宏元为合作把关，张宏元给出了建议：“如果对方使用姚基金Logo出的联名产品是为了表达支持公益的态度，那这一系列联名产品的销售额应该都捐赠出来，而不是拿出销售额的一部分，这样企业有借助姚基金的品牌进行公益销售的嫌疑。”

叶大伟原本考虑给品牌方让渡部分利益，促成合作，只得调整合作方式。“做秘书长有时候更结果导向，看有没有筹资，有没有把钱花出去，有没有扩大影响，难免会出现急于求成的心理。这就需要法律顾问来保证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叶大伟告诉《社会创新家》。

张宏元理解公益机构对“全能律师”的渴望，一方面，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的期待与要求不成熟，因为不了解，所以过于“严苛”；另一方面，公益组织的发展短板不只是在法律层面，而是全面短板。

用公益心指导自己

对于张宏元来说，做律师最有成就感的不是民商事业务中获得的经济收入，而是对刑事案件做无罪辩护。他曾用四年时间，在一桩涉嫌合同诈骗案上胜诉，委托人一审13年6个月的刑期，最终改为无罪释放。“毕竟是无罪辩护，律师一生中能辩成无罪的案子，很少。”

还有一桩原本宣判死刑的案子，经他辩护，改判了死缓，“保了一条命”，也就给当事人和家庭留下了希望。

张宏元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小时候看电视剧《法网无情》触发的律师梦得以实现。虽然因为职业关系，他接触太多社会与人性的阴暗面，对职业、社会产生疑惑甚至感到阴郁的时候，公益又让他看到人性的良善。

刚刚到国际公益学院上课时他便向朋友感叹：“公益人咋都那么积极和乐观？”

在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之余，张宏元也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在与戈友公益基金会签署法律咨询委托协议后，丁睿洁还记得：“张律师请夫人转告我，他个人承诺把咨询服务费以个人名义回捐给基金会，用以支‘好校长成长计划’。他唯一的期望是，如有机会，希望能给他的家乡的乡村校长一些支持。”

2009年，戈友公益基金会邀请了两位来自家乡的乡村好校长参与“好校长成长计划”。而张宏元已经连续两年担任志愿者，陪伴乡村校长徒步108公里的玄奘之路。“他担任基金会‘校园安全官’项目导师，连续两年给四川、贵州等地乡村校长授课，提升乡村校长法律素养，非常受校长们欢迎。”丁睿洁说。

此外，张宏元个人也有零散的公益捐赠：每年与“好好成长助学基金”合作，固定资助十个孩子；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捐赠奖学金。今年海内外疫情严峻，张宏元和他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同学们联合发起捐款倡议，以北京益行者基金会为依托组织，向疫区医院捐赠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仰信律师事务免费负责“中美NGO联合拯救生命行动”的全流程法律服务。对受疫情影响的公益组织，张宏元无偿提供法律服务。

在张宏元看来，不需要等财富自由后才做公益，关键是有一颗公益心。“用公益心指导自己的行为，这跟修行差不多。”

至于仰信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目前他招募到3位律师和律师助理，也得到了夫人宗小萍律师的支持，机构基本运营尚可保障。未来发展前景如何，他也所顾虑，“受制于公益行业的系统性发展”。但他坚信，法律服务是公益组织的安全阀。END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