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就业歧视案例（女性与经济学的故事）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

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在疫情期间更加突出。一些研究机构发现：疫情以来，全球女性比男性受到的职业冲击更为严重，恢复速度更慢。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2019-2020年间，女性就业率下降了4.2%，相当于损失了5400万个工作岗位，男性的就业率则下降了3%，相当于损失6000万个工作岗位。

专家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部分原因是女性在零售、休闲和接待、教育和健康等需要个人密切接触的行业占比更高，而这类行业受到疫情冲击影响也最为严重。同时，女性通常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儿童养育工作，这一点在疫情影响下得到强化。

女性就业困境往往会加深这一群体的贫困程度，也会对家庭收入和消费造成深远影响，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这一点在本轮疫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却常常忽视女性所创造的价值，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女性也由此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压力。女性工资更低是理所当然的吗？照顾家人、家务劳动真的没有经济价值吗？我们的经济理念是否该有所转变？

今天，小新分享一本由瑞典女作家凯特琳•马歇尔(Katrine Marçal)撰写的书籍——《谁煮了亚当•斯密的晚餐——女性与经济学的故事》，希望对关注上述问题的你有所启发，并祝所有仙女们节日快乐~

《谁煮了亚当•斯密的晚餐——女性与经济学的故事》

作者: [瑞典]凯特琳•马歇尔（Katrine Marçal)

译者: 赵征 、赵雨霏

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除了“看不见的手”，还有“看不见的心”

“你的晚餐从何而来？”

马歇尔在开篇提出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回答起来极其复杂的问题。

1776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形成了现代人对经济的理解：“我们有指望吃上一顿晚餐，并不是因为肉贩、酿酒师或面包师傅大发慈悲，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

马歇尔认为，亚当·斯密想说明的是，肉贩、面包师和酿酒师生产及销售产品是为了让大家去购买，人们之所以能吃上晚餐，背后的驱动力是商家对利润的追求。

自利是经济的驱动力，也是经济学的重要假设。19世纪末，一位经济学家写道：经济学的第一条原理，是每一方都仅受自利动机驱动。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人就是这样过日子的，社会也因此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马歇尔说。

在马歇尔看来，女性价值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理论之外。因为，经济学家假设人类是理性的，自私的和脱离于周围环境的，在标准经济学理论中，情感、利他主义、体贴他人和合作都不是人类的组成部分。

她认为，人类被经济学家告知所应该拥有的每一个特性，都明显具有“男性”特点；而经济学家们竭力试图排除的每一个特征，恰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征。

让亚当·斯密吃上晚餐的，真的只有那只“看不见的手”吗？

马歇尔在书中写道：亚当·斯密终身未婚，这位“经济学之父”的大半人生是和母亲住在一起，他的母亲一生都在照料儿子。关于“我们如何吃到晚餐”这个问题，这位母亲正是答案的一部分，却被忽略掉了。

“在亚当·斯密写作的年代，肉贩、面包师和酿酒师都需要工作，但是他们的妻子、母亲或姐妹要花掉一个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的宝贵时间，去照料孩子、整理家务、准备三餐、清洗衣物、擦干眼泪以及与邻居争吵。不管你如何看待市场，市场同样构建在‘另一套经济学’的基础上，而这个却经常被我们忽略。”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除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外，还有一颗“看不见的心”（invisible heart）——“或许这过度强调了女性工作的重要性，但亚当·斯密的母亲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儿子，让我们相信这颗‘看不见的心’确实存在。”

经济学怪圈：因为做家务多，所以薪资低？

经济学的英文“economy” 源自希腊语的“oikos”，原意是“家”的意思。

在马歇尔看来，经济学家们似乎对发生在家里的事不感兴趣，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女性更适合在“家”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发挥自我牺牲的特质，因此女性与经济无关。

这种观念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马歇尔介绍，当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观点，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用经济模型描述，女性劳动也包括在内。

他们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无论是为奖金展开竞争，还是买车时与汽车经销商讨价还价，都是理性的表现。女性清理沙发、洗好衣服拿去晾干，或是生儿育女，同样也是理性的表现。

如果芝加哥学派认为所有人类活动都能用经济模型来描述，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市场或者经济逻辑来解释吗？马歇尔在书中写道：

“为何女性工资比较低？芝加哥学派推断，这是因为女性的生产力较低——女性总要为了生育而中断工作好几年，而且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务劳动上，因此上班时不会像男性那般努力，也不会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来提升能力，所以职业投入就比男性少，薪资低理所当然。

但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女性之所以要负担更多家务，是因为她们薪资较低，由于薪资较低，让女性留在家里做家务，整个家庭的损失就会比较低——这仿佛进入了一个循环怪圈。”

很多关于女性和家务事之间的理论，大多认为女性天生就适合做家务，这也许是家庭最有效率的分工方式，但是经济学家从未证明过女性为何相比男性更适合做家务。

“女性确实承担了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工作，但不能就此把养育孩子的职责全部划归与女性……女性体内分泌的激素里有更多的雌激素，但这并不代表她就不能教授数学，更不代表她就不能作为董事会成员去管理跨国企业。”马歇尔认为。

2010年，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时，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如果雷曼兄弟是雷曼姐妹，那么金融危机的后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她指出，Audur Capital是冰岛一家完全由女性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也是唯一一家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安然渡过难关的此类基金。

当然，去设想一个完全由女性主导华尔街的世界并不现实，也无益于解决眼下问题。马歇尔认为：“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让女性承担全部家务，男性全身心投入事业，既不科学，也不理性。”

“不必为女性争取更多的大饼，而是烤出完全不同的苹果派”

最近有一部比较火的挪威电影，片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女主角即将步入30岁，仍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纠结于事业选择、男友求婚以及为生儿育女做规划等问题。

“我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挪威的一句常用语。

身处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享有丰富的公共资源和高福利，女性本应该更有机会妥善处理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然而女主角仍然面临着世界上大部分职业女性都难以避免的问题。

豆瓣关于这部影片最高赞的短评是：“哪怕是在男女平权最好的北欧，三十岁女性的困惑依然是选哪个伴侣和要不要小孩，就挺让人丧气的。”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马歇尔在书中提到，美国女权运动家和社会改革家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在1957年发了一份问卷给15年前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的老同学们，当年毕业于这所精英女校的同学们大多和弗里丹一样，全身心照料家庭和孩子。

问卷里设置了几个偏重于心理的问题，收回的答案令弗里丹大吃一惊，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多数女性极端不快乐。不满、困惑、镇静剂成瘾、迷恋心理分析、被社会忽视，成了家庭主妇的现实状态。

马歇尔对此深表认同：

“虽然女权运动如今已经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进展，但我们却未成功培养出自尊的女孩。女孩们在学校里的表现远超男孩，但她们却经常闷闷不乐，这已经成为女性的通病。她们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有活力，不够强，她们总是莫名地感觉恐惧。这种感觉并不限于那些因照顾他人而造成的心理疾病的护理师的问题，那些在企业拿着高薪的女性管理者，比起条件相近的男性，更多会因焦虑不得不长期请病假。”

女性如何能真正走出这个困境？书中提到，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者葛罗莉亚·斯坦能（Gloria Marie Steinem）说，“女性主义的重点不是要替女性争取到更多的大饼，而是要烤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苹果派。”

“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让女性模仿男性去职场打拼，而是需要找到适合女性自己的路径和行为方式，尽管这并不容易，但还是鼓励年轻女性去努力尝试。”马歇尔进一步补充道，“女性要想‘拥有一切’，不仅经济理念需要改变，职场文化也要改变，更重要的是，谁该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观念也需要改变。”

“解放女性”本应意味着女性可以拥有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自由，这个自由本质上是选择的自由，包括做自己的自由。马歇尔说：“你不需要成为办公大厦里的老大，做好自己，做好一个女人，就很好。”

……

《谁煮了亚当•斯密的晚餐——女性与经济学的故事》最想传递的，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相信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价值回报，不仅是女性的，也是所有人的。“我们将创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让男性和女性都有机会更加出色，不仅让我们的职业绩效表现更佳，而且打造出让每个人都更加温暖的人际关系。这些改变，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强劲健康的经济系统，一个不唯增长、更加全面的价值观体系。”█

关于作者

凯特琳•马歇尔(Katrine Marçal)，《瑞典晚报》（Aftonbladet）总主笔，主稿瑞典及国际政治、经济和女性主义，现居伦敦。所著《谁煮了亚当·斯密的晚餐?——女性与经济学的故事》一书入选奥古斯特图书奖（August Prize）决选名单，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