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证明材料（红军厅长牺牲无法被评为烈士）

1965年7月下旬，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的办公桌上，静静地躺着一张两人合影和一封中央办公厅批准的信函，信函上写着：“请毛主席辨认照片上的人。”

寄出这封信的人是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文教干部石毅，他的父亲原来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在土地革命时期牺牲了，结果因为这位厅长牺牲时无人作证，因此无法被评为烈士。

无奈之下石毅只得给毛主席寄去了一封信，希望毛主席能帮自己作证。

当毛主席看到那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后，下意识地说道：“这不是赵宝成吗？”

毛主席

那么，这个赵宝成是谁？毛主席最后有没有为他作证呢？关于这个故事，还要从1932年1月讲起。

上海来的年轻夫妻

1932年1月上旬，随着上海地区的革命形势日发严峻，临时中央又抽调了一批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撤往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派来的特务大队的掩护下，一对年轻夫妻跟随队伍经汕头—潮州—永定—上杭—长汀一线，于当年2月份顺利抵达了革命圣地瑞金。

这对夫妻男的叫赵宝成，现年30岁，女的叫石澹峰，比赵宝成小一些，他们夫妻俩人同为中央政治局机要科秘密交通员。

进入中央苏区后，这对夫妻对苏区内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十分惊叹，苏区内到处飘扬的苏维埃旗帜，带着各种革命袖标的人民群众，以及随处可见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标语，让习惯了隐藏自己的赵宝成夫妇甚至有些不适应，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中央苏区的标语

当天晚上，红军剧团为了欢迎赵宝成夫妇等同志的到来，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看着舞台上精神十足的红军战士们，赵宝成夫妇感觉这一个月来舟车劳顿产生的疲劳都被化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一个星期后，赵宝成被邓颖超安排至苏区工农通讯社当副社长，而石澹峰则被安排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当文化主任教员。

赵宝成在工农通讯社干了快一年，因工作出色得到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赏识，周恩来专门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向临时中央提议，让赵宝成担任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博古和张闻天经过商议后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周恩来

六大建筑和总务厅贪污案

在当时，总务厅与苏维埃共和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毛主席同在一个院子里，赵宝成因此经常有机会和毛主席接触。

自从赵宝成来到苏区后，亲身体验了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苏区的新气象，对毛主席产生了崇拜之情，能和毛主席进行接触，赵宝成感觉非常的荣幸。

然而赵宝成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行为反而遭到了博古的忌惮，自1933年2月博古带着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第一时间就听到了苏区内流传着的“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的说法，他对此十分不满，发起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想要借此打击毛主席在苏区的威望。

毛主席

因为博古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代表着党，所以毛主席对博古的敌对行为没有进行任何的怨言，选择了隐忍，毛主席身边的一些同志也为了避免引起博古的注意不再和他往来。

赵宝成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每天主动和毛主席打招呼，和他聊天，即便此时的毛主席已经没有了实权，赵宝成仍然主动向他汇报和请示工作上的问题。

1933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瑞金建造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广场、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建筑，工程建设工作由赵宝成领导的总务厅负责。

临时中央政府的这一项决议属于行政权限，临时中央无权干涉。但博古还是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内部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尤其反对修建中央政府大礼堂，为此专门将赵宝成叫去谈话：“修建中央政府大礼堂一事要慎重，万一白匪派飞机过来把它炸了，那不白白浪费钱吗？”

博古

博古话里话外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想让赵宝成停建中央政府大礼堂。

结果赵宝成“没听懂”博古的意思，反而坚定地跟博古保证“一定会将中央政府大礼堂修建完成”，然后就离开了。看着这个不听自己话的总务厅长，博古虽然心中十分不快，但对他也无可奈何。

1933年7月下旬，中央政府大礼堂正式开始建设，毛主席听到开工的消息后，专门前往工地视察。

赵宝成见到毛主席后，立即赶上前来向他汇报工程的进度，毛主席对赵宝成介绍的情况十分满意，问道：“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赵宝成回答道：“我们正组织工人加班加点地进行施工，一定会赶在全苏‘二大’之前完成建设工作！”之后，赵宝成带着毛主席慰问了参与建设工作的工人们。

1933年年底，苏区六大工程建筑成功赶在“全苏二大”召开前顺利完工。

1934年1月21日，“全苏二大”在中央政府大礼堂开幕，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们看着这一座融中西式建筑风格于一体，又具有独特时代风格的建筑十分满意，赞不绝口。

在大会上，毛主席提名由赵宝成继续担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并获得了大部分代表的赞同。

意气风发的赵宝成没想到的是，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向他袭来。

在两个月前的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26号训令》，并组成了联合调查小组彻查干部贪污问题。

经调查组调查发现，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及“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二人，在“六大建设”期间挪用了近千元公款进行吃喝，左祥云还从工程款项里面贪污了246元钱。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26号训令

徐、左两名腐败分子经临时最高法院审理后，分别被判处了6年监禁和死刑，而作为他们的直属上司的赵宝成也受到了影响。

在左祥云的问题上，赵宝成的确有一定的责任。

当初徐毅向他推荐左祥云担任“全苏大工程处”主任时，赵宝成未对左祥云进行任何审查就同意了。

在“六大建设”期间，有工人曾向赵宝成举报左祥云在工作中存在贪污问题，赵宝成也没有对左祥云进行调查。

毛主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赵宝成进行了批评，说他：“脱离群众，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犯了官僚主义错误。”

临时最高法庭经过审理后，决定撤销赵宝成所有的党内职务，以作惩戒。

然而赵宝成没想到的是，几天后一篇报告说他“贪污、浪费了数万元公款”，立即在苏区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过，这绝对可以说是冤枉赵宝成了，因为作为厅长的他不会直接经手建设公费的，而且当时六大建设总经费才1万冒头，怎么可能贪污数万元钱呢？

当临时最高法庭对赵宝成的处理意见上报至中央人民委员会时，本就对赵宝成心存芥蒂的博古以赵宝成事件产生了恶劣影响为由，拍板决定撤销赵宝成的职务，并罚他去当一年的苦工。就这样，赵宝成被送去了中央红军兵工厂的修械厂当了工人。

中央红军兵工厂旧址

铜钵山上的英烈

在修械厂干了5个多月后，赵宝成因工作出色被调至红军被服总厂当副厂长。

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因为临时中央坚持错误的军事路线，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频频失利，及至1934年10月，临时中央不得不开始为突围做准备。

经商议后，临时中央决定让一部分干部留在中央苏区，和敌人进行游击作战。

当时负责确定留守人员名单的是博古，在他的安排下，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毛主席的老朋友、和毛主席走得近，又不听他安排的赵宝成、赵宝成的妻子石澹峰等人都上了这份留守名单。

毛泽覃烈士

很快，赵宝成就被任命为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石澹峰也被调离红军学校，被分配至红军第五护理所当政治干事。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突围后不久，蒋介石就命令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总攻，没用多长时间就占领了“红都”瑞金。

之后，国民党部队又用了17天时间占领了中央苏区所有的县城，扑了个空的蒋介石一边安排部队“追缴”向西突围的红军主力部队，一边命令部队加紧“搜剿”躲在山上的红军部队。

我军留守部队人数本来就不多，再加上部队前期仍贯彻“左”倾错误路线，部队损失十分严重，打着打着就只剩下几千人了。

赵宝成原先有一支700多人的部队，经过十数次战斗之后身边只剩下了70多人，其余的战士要么战死，要么回了家乡。

靠着70多人的部队和敌人硬扛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赵宝成率领着队伍打打停停，一路撤至了铜钵山上。

铜钵山

铜钵山连绵百里，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赵宝成带着战士们靠着用野菜树叶煮成的稀粥在山里面躲了两个多月，后来又和另外几支散落在山上的友军队伍，一同修筑了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

1935年6月，驻扎在瑞金国民党部队得到了铜钵山上有游击队的消息，遂出动了4个营的兵力对铜钵山进行“搜剿”。

为了彻底“消灭”铜钵山上的共军游击队，国民党军在对铜钵山进行“搜剿”的同时，还专门在所有上山的路上设卡，严禁任何人出入。

进入秋天后，山上的野菜和树叶吃完了，一些经受不住考验的战士想方设法地逃到了山下，国民党军因此了解了游击队的大致活动范围，编织的包围网越来越小，最后将赵宝成等人包围在了一座山头上。

此时，国民党部队的头目倒不急着发动进攻了，他想捉活的。

被包围的红军

1935年10月，敌军对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红军战士们发起了总攻，赵宝成打掉枪里最后一发子弹后，爬到一块石头边用尽全身力气将之抬起，想要用它再砸死一名敌军士兵，结果他还没来得及将石头扔出去敌人就扣动了扳机，身中数枪的赵宝成永远的倒在了山头上，年仅33岁。

不受承认的烈士

1936年，石澹峰几经辗转由中央苏区来到了山西翼城老家，见到了由自己父母抚养长大的儿子石毅。

石毅一直很好奇自己的父亲去哪儿了，当时山西还是国统区，石澹峰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自己丈夫的身份，因此她只是告诉儿子“你父亲去西洋留学了。”

石澹峰

1944年秋天，石澹峰去了宜川中学教书，在这里她遇到了曾经的学生李仲毅（女）。李仲毅见到石澹峰后很吃惊，将她拉到一个偏僻角落问道：“石先生，赵先生呢？”石澹峰听后叹了口气，说道：“宝成已经牺牲了快10年了。”

李仲毅听后很是感慨，问道：“没给你留下什么遗产吗？”石澹峰苦涩地摇了摇头，说道：“红军长征后我们就没见过面，能有什么遗产，兵荒马乱的，我现在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

李仲毅将石澹峰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回去后跟组织作了申请，找到了一张石澹峰和赵宝成1929年在上海虹口公园的合影，并将之交给了石澹峰，这张照片也是唯一一张记录赵宝成样貌的照片。

赵宝成夫妇

1947年，石澹峰之子石毅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并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一直没空和母亲进行联系。直到1950年4月，他才收到了一封来自陕西朝邑的信件，寄信人正是他的母亲石澹峰。

石澹峰在信中告诉石毅，自己现在在朝邑中学任教，之所以给你写信，是想让你知道你父亲到底是谁。

之后，石澹峰将自己与赵宝成在革命年代的经历讲了一遍，并叮嘱他：不要让你父亲失望！

石毅对父亲的事迹十分感动，发誓要向父亲学习，正巧不久后组织上决定推荐他入党，石毅怀着饱满的热情写了份入党志愿书提交了上去。结果等了两个月后，上面下达批示：“需要再考察一段时期”。

第二年，石毅又写了很多次入党志愿书，结果每次都没能入党，石毅对此很是失落，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1952年，一位和石毅关系较好的团支部委员悄悄向他透露了不让他入党的原因：你父母“历史不清”。

石毅（左）

石毅对此很是悲伤，他自以为家庭背景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在之后很长时间一直闷闷不乐。

1952年，石毅又一次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件，石澹峰在信里面告诉石毅，1951年年初山西省委决定编纂山西省党员烈士略传，她得到消息后写了《赵宝成烈士略传》寄给山西省委，结果山西省委回信表示：“没人能证实赵宝成确已牺牲，不能承认赵宝成的烈士身份。”

石澹峰为了证明丈夫的身份找了很多当年的战友，结果大家都讳莫如深，不敢多言。因此，她想让儿子也行动起来，找到愿意为自己的丈夫，石毅的父亲作证的人。

石澹峰

看着母亲寄来的信件，石毅不由得十分激动，为了让父亲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为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踏上了漫漫的“为父正名”之路。

寄往中南海的信件

在之后的十数年里，石毅不停地给有关部门寄去信件，请求证明父亲的烈士身份，结果每次都如泥牛入海般杳无音讯。

1965年，石毅再次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件，母亲告诉他，自己之前去了一趟北京，请文化部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赵品三同志帮忙证明丈夫的身份，赵品三表示自己无能无力，建议她去找当年在中央苏区为她和赵宝成分配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帮忙。

之后，石澹峰在邓颖超秘书的帮助下，与在北戴河疗养的邓颖超进行了一次通话。

邓颖超在电话里告诉她，我可以安排你来北戴河疗养院休养，也可以寄给你一些钱用来养老，但证明赵宝成身份这件事情，只有毛主席亲自发话了才行。

邓颖超

原来，有关部门在找赵宝成当年的战友了解他的牺牲经过时，大家因为顾虑“总务厅贪污大案”的影响，所以大都选择了闭口不言，因此只得回函给石澹峰或石毅表示：“无法证明赵宝成确已牺牲，不能认定他为烈士”。

看着母亲寄来的信件，石毅不由得有些苦恼，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干部，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请毛主席他老人家帮忙呢？

石毅纠结了好几个月后，在老战友的劝说下坚定了给毛主席写信的决心，他写了改改了写，反反复复十几次后，终于在1965年7月的一个傍晚将信件写成。

在信中，石毅没有直接提评父亲为烈士问题，只是表示父亲当初在游击斗争时期“不知所踪”，给有关部门写信，他们都表示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因此想请毛主席过问此事。

之后，石毅将信件连同母亲和父亲的合影，一同放在了一个写有“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亲启”的信封中，然后急匆匆走到附近的一个邮筒边，四下观望了一眼确认没人后，将信封扔了进去。

菊香书屋

很快，石毅的这封信就被送至了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当毛主席拿到信封时，一眼看到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请毛主席辨认照片上的人”。

毛主席打开信封拿出照片后看了一眼，虽然已经30多年没有见过了，但他还是一眼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说道：“这不是赵宝成吗？当年在瑞金，我还和他一同工作过呢。”

在了解了石毅的请求后，毛主席当即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了批示：“赵宝成在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我与他一起工作过，请中组部找有关人员分段作证明，转告其家属。”

毛主席

有毛主席亲自过问此事，赵宝成的身份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1966年11月2日，内务部正式认定了赵宝成的烈士身份。12月19日，有关部门还专门在赵宝成烈士的家乡为他召开了一次追恤会，并将一块“赵宝成烈士永垂不朽”的光荣牌匾挂在了石毅家门口。

赵宝成烈士的故事，至此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