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霖律师（从马云到刘强东）

中国人估计是最喜欢烟火气的民族。你看李白写诗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当代著名诗人海子的名篇《春暖花开》中，他认为最幸福的事情是，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同时“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曾经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你愿意去哪个朝代？吴晓波的回答是穿越到宋朝。

他为什么愿意回到宋朝呢？因为他觉得，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宋朝生活有情调，充满了烟火气息。

宋代对商人很宽松。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各位日后看电视剧，看到老百姓随地摆摊做生意的场景，那都是宋以后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表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

画中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做生意的商贾，看街景的士绅，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

正因为有如此繁华，所以马可波罗写的那本游记，让欧洲人羡慕了几百年。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这样，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如果一个城市充满了这样的烟火气息，才能证明人丁旺盛，人们安居乐业，流通业繁荣发达，人民富庶，各有所依，各有所活。

一场疫情之后，突然之间让地摊经济成了火爆的热词，一方面证明，这一届的中央政府是接地气的，真正关注民生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的乐观精神，爱热闹精神，苦中作乐的精神，坚韧顽强的生命能力，是刻在骨子里的民族特性。

01马云和刘强东的“练摊”史

1992年，还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英语老师的马云拉上4个退休英文教师，创办了海博翻译社。尽管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创业开始后，马云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

海博翻译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月，总收入仅为700元，而当时办公场地一个月的租金就需要了2400元，这还没有算上员工的工资。

庆幸的是，马云把从学校拿到的每个月100元工资全部扔到海博翻译社中，但是这依然不能解决海博翻译社的亏空问题。

为了让翻译社持续运转下去，马云首先选择“缩编”，将海博翻译社的办公地点缩减至原来的一半。与此同时，马云还开始了翻译、教师外的第三份工作——摆地摊。

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当时的浙江义乌市逐渐探索出了囊括工艺品、饰品、小五金等类目的小商品产业链。经过十年的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物美价廉的义乌小商品已经驰名中外。

马云背着麻袋到义乌以批发价购入饰品、饰品、袜子等日用百货产品，再到杭州闹市摆摊卖出，赚取了不菲的利润差。

就这样风雨飘摇了三年，1995年初，马云的海博翻译社终于略微有了利润。如果按照既定路线发展下去，马云可能将会彻底告别“地摊经济”，走上职业翻译家的道路。

但是命运就是如此的巧合，在1994年的时候，马云为了向客户要回拖欠的翻译款，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敲一下就能找到东西”的互联网。

正是有了此前去义乌进货以及摆地摊的经历，马云意识到，互联网或许可以将线下的商业活动搬至线上，因此，回国后，马云毅然决然的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辞职，创办中国黄页以及阿里巴巴。

刘强东起步时的境况要比马云好一些。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刘强东就给人家写程序赚20万，并且在那个年代用上了大哥大。

毕业后，刘强东盘下了一家饭店，准备大干一场，结果隔行如隔山，厨师跟服务员好上了，让他这个老板亏了个血本无归。

1998年，25岁的刘强东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小小的柜台，起名“京东多媒体”，专注VCD光盘刻录机业务。

这里着重提一下，在港片内容持续繁荣以及盗版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90年代，盗版VCD影碟的平均利润都在300%以上，因此这个行业吸引了无数人入局。

但是刘强东考虑到了市场恶性竞争必然会削弱盗版VCD影碟的利润，并且盗版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业务，因此，京东多媒体主做上游的光盘刻录机业务，这样一来，既可以吃到市场的红利，又规避了风险，一举两得。

1999年，也就是刘强东在中关村摆摊的第二年，京东多媒体的年销售额就突破千万。随后几年，刘强东意气风发的在线下大干特干，到了2002年前后，京东多媒体已然成为中国最大的光磁产品分销商。

除了马云和刘强东，今天大名赫赫的几乎所有商界大佬，都摆过地摊，包括任正非、柳传志、红星美凯龙的车建新、周鸿祎等等。

02 摆摊的是与非

一直以来，在中国，地摊小贩与城管，似乎就是一对与生俱来就有着很深矛盾的冤家。

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1978年），中国就有了城建监察大队，这就是让小商小贩们闻风丧胆的城管前身。

1997年5月，按照国务院法制局对北京市政府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批复，北京市宣武区作为全国第一个试点，成立了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启动了城市管理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工作。

城管的管辖范畴大得很：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供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各方面需要出动执法的事宜。

近年来，城管与小摊贩屡屡上演猫鼠游戏。大众舆论往往更倾向于站在小商贩一边，执法者的一些做法也有待商议。

2006年8月11日下午，退伍军人崔英杰推着三轮车，在中关村科贸电子商城北侧路边卖烤肠。当遭遇城管执法收缴他的三轮车时，崔英杰挥刀刺死了海淀城管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

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城管队员两名后又重伤一人。

当时，替崔英杰辩护的律师夏霖在其辩护词的最后写到：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

那么，地摊可不可以摆？城管又应不应该管？

地摊经济肯定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对摆摊经营也不可不管。

第一，在盘活民间经济与市容管理之间需要一个平衡。地方政府可以开辟一些规划好的区域，在相对集中时间和地点鼓励摆摊经营。

第二，保持经营场所的环境卫生。尤其是摆摊撤除之后，尤其对于大排档、餐饮类的摊点，要确保经营结束之后的地面环境清洁。

第三，对公平交易的监督和管理。比如说，要确保食品卫生，确保不短斤缺两，确保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此等等，保证买卖的公平正义性。

第四，经营场所的配套管理。比如说，对交通的管理，要确保交通安全。对配套的水电供给和安全管理。

03 摆摊背后的经济与民生

6月1日，李克强去山东烟台考察一个老旧小区时，在小区对面，许多商户在店门前摆起了摊位。李克强跑过去问这些摊主疫情期间受了多大影响、是否享受到房租减免，前几个月收入降没降等问题，大家普遍反映收入差不多降了三四成……

李克强说：“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我们会给你们支持的。”

有总理撑腰，地摊经济成功上位，成了中国后疫情时期拉动经济复苏、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的“人间烟火”，成了“中国的生机”。

其实，早在2017年，克强总理就曾经为“地摊经济”撑过腰。

2017年4月6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我看到有些城市，街边到处是小店，卖什么的都有，不仅群众生活便利，整个城市也充满活力。但有的城市规划、管理观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一座毫无活力的‘死城’！”

没有百姓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城市就会萎缩，流通业发展也就失去了根基。

“之前有个别城市，夏天不让农民拉西瓜的小板车进城，说是影响城市清洁，让老百姓吃不上西瓜，农民也赚不到应有的收入。政府难道就没有解决清洁问题的办法吗？”他反问道。

李克强进而强调，政府必须要提高规划、管理能力，决不能光图省事：“一禁了之”。“说难听点，这不就是懒政嘛！”

所以，这次总理再次为地摊经济解禁，受到了全国各地几乎是一边倒的点赞声。甚至有城市发出新闻，要求城管大队每个队员去发展三个摆地摊的任务，而领导要以身作则，要发展五个。

据凤凰周刊的报道，成都允许占道经营，两个月增加8万就业岗位。摊区1595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8260个，大型商超占道促销点88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6384个。

“前两周我看到报道，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李克强在接受中外记者提问时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情。这几天我看中国政府网上的留言，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谈就业的。”

6月3日，跟地摊经济有关的股票持续大涨，小商品城、银都股份、茂业商业一字涨停，广百股份、百大集团高开。

04 蝴蝶的翅膀

有人觉得，地摊经济，规模太小，对宏观面来说简直就如同小孩的过家家一样，上不得台面，对整体经济的增长不会有太大的裨益。

还有人问， 地摊经济必然可以缓解一部分就业压，但是，对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机会在哪里，怎么给地摊赋能？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企业才是经济发展的细胞，地摊甚至连细胞都算不上，顶多只能算是毛发。

今天，有文章认为，大家担心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常态化，因此居安思危，进行预防性的存款。都捂着钱包，哪来的人间烟火？

人们消费与否，取决于收入，当然也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但是，适当的收入一定带来适当的消费，顶级的收入也会带来顶级的消费。消费跟收入是成正比的。所以《都捂着钱包，哪来的人间烟火？》这篇文章所认为的居安思危，预防性存款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要解决收入的问题，才可能有消费。而地摊经济，一定是更普通大众的收入来源之一。

另外，地摊经济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对经济发展有没有裨益，对大中小企业有没有裨益？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在一个小镇上，一个房客去住店，交给店主一百块钱房费。店主用这一百块钱房费还给卖猪肉的，卖猪肉的又用这一百块钱还给养猪的，养猪的用一百块钱还给了卖饲料的，卖饲料的又还给了妇女，妇女住店内又把这一百块钱给了店主。但是，房客对房子不满意要退房，店主又把这一百块钱退给了房客。 最终发现，小镇上的人谁也没有多一分钱，但是所有人的欠债都清掉了。这就是流通所带来的价值。

第二个例子：

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就是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他称之为混沌学，也是蝴蝶效应的真实反应。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却能引起一连串的巨大反应。

这两个例子我是想说明，首先，地摊经济给了数量庞大的低收入人群一块额外的收入。当这些人群增加收入之后，他们必然会带动关联的其他消费，由此再次带动别人的收入增加，由此会进入一个正向的消费和收入双向增加的循环和流通，必将对整个经济的良性发展产生助推作用。

地摊经济的单个体量级必然很小，但是他们数量庞大，而且本来中国就人口众多，他们一定是中国经济体系中最为“长尾”的那一块。个体小商小贩，他们犹如经济大森林当中的小草，甚至是苔藓，他们健康存在，能够改良土壤，维持住森林当中的营养和水分，加强了流通，促进了消费。

个人的经济行为通过不断循环，自然会最终促进企业层面的改善。比如说，一个小贩在夜市上卖出了500双拖鞋，这就促进了拖鞋生产企业的有益循环，并进一步带动了上游企业。

05 不仅仅鼓励，更需要支持

不仅仅政府，甚至一些大中企业，不仅仅要鼓励地摊经济，管理地摊经济，还需要支持地摊经济。

5月29日，阿里1688发布“地摊经济”帮扶计划，将提供超过700亿元的免息赊购，通过源头好货、数据智能、金融扶持、客户保障四大维度赋能，为超3000万“摊主”提供全方位的进货和经营支持。

6月2日，微信支付面向平台超5000万小微商家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从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补贴、商家教育、经营四方面支持小微商家数字化。据官方介绍，截至5月31日，微信支付“小店”交易活跃度达到历史最大峰值。

6月2日，京东发布“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从供货、经营、就业三方面入手，组织超过500亿的品质货源，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无息赊购，支持地摊和小店经济。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及百万家地摊，为超过500万人的就业提供供应链和服务支持。

发挥地摊经济的良性作用，最重要的，还是政府。摆地摊毕竟是一件苦活，而且是非常低级、没面子，被生活所迫的谋生手段。稍有收入，谁愿意去摆地摊？

要真正发挥地摊经济的积极作用，政府需要有更大的作为：

第一，提供良好的经营场所是一方面。还要向有意向摆摊的个人提供各种支持，比如说小额贷款的启动资金，货源信息的牵线搭桥，基本经营知识的免费培训，设备设施的赞助等等。

第二，政府要关心、引导和表彰、弘扬优秀的、成功的地摊经营人员。摆地摊是一件抹不开面子的事情，政府宣传部门理应对那些规范经营，取得不错业绩的榜样给予表彰和肯定，让低收入人群在心理上接受地摊经营。地摊经营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就像九十年代那首下岗之后的《从头再来》一样。

疫情之后，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我们都需要复苏，怨天尤人毫无用处，唯有自救，他救，共救，才能让我们迅速走出阴霾，重新向好。

借用崔卫平的那句名言，希望更多的人越来越好！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