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川口转盘的“铜川1958”矿工雕塑
1954年，只有13岁的妈妈跟着我的姥爷从河南农村来到铜川，11年之后，从天津来支援西北的爸爸在1965年也来到铜川，那时他是29岁的大龄单身青年。他和她在火红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同事们的撮合相识，只谈了半个多月的恋爱就结婚了。
他们的新房是一间简陋的小平房，贺喜的同事们送来“红宝书”、白毛巾、搪瓷脸盆，爸爸和妈妈在毛主席画像下庄严宣誓，履行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结婚仪式。
从此，天津静海独流镇的爸爸和河南新密乔地村的妈妈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铜川。在我童年时，数学老师的爸爸和语文老师的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八十多块，四口之家一直都清贫拮据。
1958年，铜川才正式建市。因为地下蕴藏着数量惊人的煤炭，这个城市吸引了大量来自河南的挖煤工人，他们在这里聚居并牢牢扎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河南话变成了铜川的第一官方语言，不管祖籍是陕西、山西、四川、辽宁......生活在铜川的孩子从小聆听的就是铜川版本的河南话（这种河南话摒弃了河南话里大量费解的的土语，音调的拐弯更少，是简明易懂版的河南话）。
我上中学的时候，不管老师上课时讲的是普通话还是陕西话，下课后，全班同学都用字正腔圆的河南话交流。铜川同时还有大量祖上定居在这里的陕西农民，所以陕西话是第二官方语言。很神奇的是，每个在铜川长大的孩子都可以流利地在河南话和陕西话中间自由切换，就像蒙特利尔人在法语和英语中自如换台一样。
2007年12月28日，爸爸因为肾癌去世，妈妈就来到广州跟着我的哥哥生活，在铜川没有一个亲戚的我们曾经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我于是很少回到这个小城。
这一次，我们一家人30天一路向西行走南疆的第一站是西安，我当然要返回离西安只有70公里的铜川，回来看望从2009年就孤独地躺在大同沟黄土里的爸爸。
我童年时总是去“二号信箱”东风浴池洗澡
今天，我们带着爸爸生前最爱吃的香蕉和油炸花生米去大同沟为他扫墓，爸爸的墓地位于墓园很高的位置，这里阳光很好，爸爸可以静静地俯瞰他生活了42年的小城。
我们用松枝把墓地周围打扫干净，我和KEN跪在墓前慢慢地磕了三个头。我请爸爸放心，现在我生活得很好，他的女婿对我非常好，我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爸爸临终前最不放心的就是依然大龄单身的我没有人照顾。）
从来没有见过姥爷的豌豆也学着妈妈的样子跪了下来，笨拙地给姥爷磕了三个头。天津人的爸爸最喜欢的就是大胖丫头，真遗憾他没有见到自己的胖外孙女。
墓园里几乎没有人，我们走过无数或白或黑的墓碑，我认真地看着上面的碑文，很吃惊有些人十多岁或者是二十多岁就来到了这里。
我们沿着陡峭的台阶慢慢下来，之后，我带着KEN和女儿在这个小城到处走，我在努力寻找童年时生活过的点滴印记，我想在时光的潮水里抓回一些飘忽的信息和气味。
我们沿着漆水河河畔走着，来到曾经的军工企业“二号信箱”的东风浴池，它建于1976年，是小时候的我和妈妈经常来洗澡的地方，每个星期才能有一次的隆重洗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永远是明亮温暖的色调。
当我们站在遍布爬山虎的院墙里，看着余晖下老旧的“1976”时，卖票的女人警惕地跑出来，冲来历不明的我们恶狠狠地吼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又来到“二号信箱”当年的电影院，外墙苍老斑驳，那里早已变成一个菜市场。我童年时每次等待爸爸买电影票的时候都会站在一株伟岸的杨树前，那棵树很粗壮，无聊的我会一遍遍抚摸它的树皮。
今天，我很惊讶地发现那棵大杨树还好好地屹立着，时光游走了几十年，它已经要三人才能合抱了。我一遍遍摸着这棵老杨树的时候眼睛有点湿了：回到这个小城才知道，我的小学和中学时的教学楼都被拆了，我童年时生活的大杂院门口一株一百多年的大槐树被砍了，我们后来住了很多年的家属楼很快也要被拆了......只有二号信箱这棵大杨树似乎是我能碰触的童年时仅存的符号了。
因为这几年铜川很多矿山倒闭，下岗人员极多，很多人都改行去开出租车，满大街跑的都是潮水一样草绿色的出租车，起步价只要5元，我们在市里坐出租车跑到任何一个地方基本只要5块钱。
我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来到初二时的教室，它很快就要被拆掉
二号信箱漆水河河畔
一块钱一斤的铜川大桃子
也因为铜川下岗的人太多，大家都去摆摊做生意，摆摊的人比顾客都要多，所以物价极低：这些日子刚下市的香气扑鼻的大桃子卖到一块钱一斤，花皮大西瓜只要八毛钱一斤。
我们每天都买好几斤大桃子拎回酒店狂吃直到塞不下为止（我们住的酒店四十多平米的舒适套房一晚上只要140元），我们刚刚到西安时干燥欲裂的脸因为桃子的润泽而没有那么难受了。
听铜川的出租司机说，当年曾经味道一流的川口“老左家羊肉泡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退步，现在铜川最好吃的羊肉泡馍在体育场桥斜对面的“宴宾楼”。
今天晚上八点，我们来到体育场桥，穿过一个不起眼的门洞，登上简陋的楼梯来到连招牌都没有的“宴宾楼”，这里是清真餐厅，内里干净得不可思议，地板光可鉴人。客人极少，大部分厨师都懒洋洋歪在桌子旁。
桌子上的小碟子里盛着一些竹夹子，侧面用黑笔粗粗地写着数字，这是我小时候去吃羊肉泡馍时经常看到的场景，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里还在沿袭这种老老的叫号方式。
“宴宾楼”的竹夹子
二两泡馍
水盆羊肉
体育场桥的宴宾楼有铜川最美味的羊肉泡
我们要了一份水盆羊肉泡馍和一个二两的泡馍，我们旁边一桌有四个说河南话的男人正在慢条斯理地掰馍，贵州人KEN很理智地选择用机器来掰馍。等待了十来分钟后，香气扑鼻的两碗泡馍端上来了，羊肉块头很大，肉汤清冽鲜美，汤里还有津兜兜的粉丝、滑溜溜的木耳和又弹又嫩的豆干。
对美食口味极其挑剔的大厨KEN对这碗超高水准的羊肉泡馍赞不绝口，埋头吃水盆羊肉的豌豆闷声不响很快吃光了大半碗羊肉泡和一整碟糖蒜。
这顿销魂的羊肉泡馍让我们在铜川的幸福指数陡然上升，吃饱喝足，我们慢悠悠来到斜对面的体育场桥。青黑夜色中，体育场依然是个沸腾的海洋，无数男女老少围着跑道逆时针走路或者跑步，穿着统一运动服的父子俩大踏步奔跑，四五个相熟的中年妇女甩开膀子走路......似乎铜川热爱运动的人们全部都汇集到这里了。
陪着豌豆在一个大沙坑前玩沙子的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这是我在铜川生活17年间完全没有看过的一幕，也是我不了解的铜川。我这才发现，这个小城的物价低廉，人民乐天满足，他们非常擅长从每一个缝隙里找到幸福。
我让KEN看着孜孜不倦堆沙堡的豌豆，第一次走向铜川体育场的跑道，和所有人一样逆时针旋转，大踏步地走了一圈。白天的酷热散尽，川道里凉风猛烈，我无意中抬头，半个月亮就像一枚亮晶晶的桔子片。
我童年时最喜欢去的体育场桥
我们在体育场桥吃的美味汤包
今天，是我们离开铜川前往西安的日子，仪式感很强的KEN把铜川的最后一顿饭再一次安排在体育场桥斜对面的“宴宾楼”，只要一块钱，就可以坐1路车从我们附近的矿务局医院来到体育场桥。
我最后一个上车后，小心翼翼地撕下两张薄薄的公交车票，收藏在腰包的内层：这些年，每次行走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收集这个城市的公交车票，我最珍贵的收藏是2002年在巴黎的一张单程地铁票和2007年在越南河内的公交票。相信我们这一路走下来，我的公交票收藏将会更丰富了。
我们上午11点到达“宴宾楼”，因为还没有到饭点，店里基本没有食客。这一次，KEN点了三两羊肉泡，我和豌豆点了两个饼的水盆羊肉，我们还特意要了一份双拼的凉拌莲菜和长豆角，因为豌豆太爱吃糖蒜，我们又专门点了一大碟糖蒜。
大厨KEN细细地品味那份鲜浓莫名的三两泡馍时，很深情地说：“离开铜川，我一定会想念这碗羊肉泡馍。”
吃完饭，我们没有坐车，特意从体育场桥步行回到川口我们住的地方，这条铜川最中心的道路一直被铜川人简单地称为“一马路”，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快速浏览着一个飞速变化、繁荣得带着泡沫的小城。
当年，铜川绝对的中心“工人文化宫”已经破败不堪，那里人迹寥寥，只有一个小型破旧的游乐场还在开放，此时，那里没有一个孩子；当年最大的百货商店五层楼的“新风商店”曾经是上小学的我天天梦想着去逛的地方，那里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上千种商品让八十年代初的小城人目瞪口呆。如今的“新风商店”已经被四分五裂分割成无数的电器摊档。
1958年建成的工人文化宫（现在它已经被拆除了）
我小时候吃过羊肉泡馍的清真餐厅
“一马路”和“二马路“的交界处曾经是一家名声远扬的清真餐厅，我童年时，热爱美食的爸爸经常带着我们一家人来这里改善生活，吃一顿铜川最美味的羊肉泡馍。那个穿白色大围裙的光头男人在窗口用陕西话高喊”泡馍，二两，辣子少放！”瓮声瓮气的声音依然还萦绕在耳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家有超高屋顶的清真餐厅已经变成了“中国移动”营业厅。
童年的小城已经面目全非，我认识和熟悉的一切都无处寻找或者破败不堪；如今，这里欣欣向荣的一切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走在这座小城，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异乡人。
一马路被茂盛的法国梧桐荫蔽，KEN说：“现在所有的城市都没有了自己的印记和特色，我完全分不清这是哪个城市？看着这些法国梧桐，你可以说它是南京，甚至是上海的某一条小街。”
我们用了半个多小时走回酒店，背着大背包离开酒店时用微信结账费了些时间，酒店没有立在醒目位置的二维码，前台一个小伙子掏出自己的手机手忙脚乱半天才让我们支付成功。
如今，铜川人正在拘谨小心地接纳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其实商家更喜欢现金支付，每次结账时我们都要问：“可不可以微信支付？”他们才不情愿地指一下躲在角落里的隐蔽二维码。
这一年来，我们在深圳已经太习惯微信和支付宝付款，甚至可以一个月不花一分钱现金，这次出门前，因为不确定这些城市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的普及情况，我们不得不提现了不少现金放在银行卡里。
13:50，开往西安的大巴缓缓驶出位于川口的铜川汽车站，当大巴冲出车站出口时，我的眼泪差一点出来：2005年2月，我回到铜川和父母一起过春节，那时我不可能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爸爸过春节。
我离开铜川时，爸爸妈妈就站在川口汽车站这个出口希望目送我的大巴离开，没想到，那一次，大巴从另外一个出口一溜烟开走了，穿着灰棕色中山装的爸爸却在这个出口的寒风中站了很久很久，一直不肯离开，他就是想亲眼看着女儿坐的大巴离开却没有如愿。或许，那时候，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2005年的别离之后，我再一次见到爸爸已经是2007年的12月初，那时他无法站起来了，躺在铜川矿务局医院38号病床上几个月的他已经被癌症折磨得像非洲饥民一样骨瘦如柴。
今天，当坐在大巴上的我又一次从2005年爸爸和妈妈等待过的出口通过时，车窗外早已没有了爸爸。
我不知道铜川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如今，这里有我中学时住过的位于老家属楼五楼80多平米的空空房子、远远深深的大同沟里还躺着爸爸的一方坟茔，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到和这个城市的任何联系。
铜川，是我无法选择的出生地，爸爸是天津人、妈妈是河南人的我在陕西一个讲河南话的小城出生和长大，从小就不愿意讲河南话和陕西话的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
如今，我在深圳生活已经生活了21年，超过了我在任何一个城市待的日子，或许，应该说我是深圳人？当身边的朋友每每说起他的家乡是哪里的时候，我就会感到隐隐的疼痛，我羡慕那些有家乡有根的人，从小到大，我的精神一直漂泊无依，我无法界定哪里是我的家乡。
最终，我选择深圳这个城市，或许，因为这个无根的城市和我的精神气场是吻合的，我没想到，我在深圳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没有离开它的念头。
大巴在西铜高速公路上奔驰，路两旁修长的杨树叶咧咧飘洒，在单调的轰轰声里，我靠着座椅睡去。腿上猛然压了个毛茸茸乱蓬蓬的小脑袋，被松松捆在安全带里的豌豆突然倒下睡着了。
西安肉夹馍
我们进入西安城区，塞车很严重，大巴走走停停，从铜川到西安汽车站一共用了两个半小时（正常应该是一个半小时）。
我很喜欢大巴钻进尚德门后拐入的一条小街，大巴左侧耸立着高大老旧的灰色城墙，城墙边种满袅袅婷婷的洋槐，它们羽毛状的叶子摩挲着沧桑的城墙。
大巴右拐进入的下一条小街更是美得让我惊叹：整条街被茂密的洋槐用拱顶包住了，我们行走在斑斑勃勃的绿色海洋里，路两旁是一家家卖“肉夹馍”“菜夹馍”“汉中热凉皮”“腊牛肉腊羊肉”的小店。
那一刹那，我忽然闻到了西安的浓浓气息，在铿锵的秦腔背景音里饱含着羊肉泡馍、肉夹馍、秦镇大米凉皮、宝鸡擀面皮的香气，曾经，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4年却对它熟视无睹，这一次，我要带着一家人在它的大街小巷好好走一走。
（待续）
（本文图片为原创 拍摄：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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