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2020刑法讲义pdf（刑法学讲义）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刑法似乎是一株高岭之花。大家都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了解，至于原因，一方面各种法条知识实在是有些枯燥；另一方面则是感觉守法良民也没机会用上刑法。

可事实上，我们真的没必要了解刑法吗？

曾经有一个善良的女大学生，参加了骨髓捐献计划。医生告诉她骨髓配型成功，有个6岁小姑娘等待骨髓移植。大学生感觉很开心，终于可以助人为乐了，但在最后关头她却悔捐了。

我们知道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女大学生捐赠骨髓只是道德义务，女大学生没有把骨髓捐给小姑娘的法律义务。这么看来似乎女大学生只会遭受道德的谴责，而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但女大学生的悔捐时间点比较特殊，6岁女童在接受骨髓捐献之前，首先要进行化疗摧毁她的造血系统，然后才可以接受新的骨髓捐赠。结果女童的造血系统被化学药品摧毁后，女大学生悔捐了。

这个时间点的悔捐，在法理论中，属于法律行为中的自愿接受所导致的救助义务。也就是说此时的悔捐不仅仅是违反道德的义务，而且应该以不作为论罪。如果当初女大学生在做出捐赠决定时，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是不是会做出不同选择？

再比如某个人捡到个弃婴，收养一段时间后又嫌弃弃婴有残疾，就把弃婴又扔回了原处，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行为构成了遗弃罪。

所以我们不能狭隘地认为，只要不做什么杀人放火贩毒之类罪大恶极之事，就断定不会触犯刑法，从而对刑法敬而远之。好在现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罗翔教授的“张三普法小课堂”，为我们了解刑法打开了一扇窗。

罗翔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他对很多高知认为的”真正的知识都是高雅的，大众传播都是下里巴人”颇不以为然。相反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一定要走出书斋，要影响每一个愿意思考的灵魂。

因此他走上了普法的剧场，并深受大众的欢迎。《人民日报》称其：

“理性而不失温度，感性而不失高度。”

而《中国新闻周刊》对罗翔同样也不吝溢美之言：“外皮是喜感的口音，搞笑的见证；内核则是在多年的实践和思辨中寻求真理，催人上进，成为内容的一股清流。这恐怕是罗翔之所以能持续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经罗翔编著的《刑法学讲义》，沿袭了他一贯的语言风格：风趣幽默、深入浅出而又不失哲理。作为一本面向普通大众的普法书，它虽不会让你立刻成为刑法学专家，但能够为你提供相对完整的刑法体系，从犯罪论、刑罚论，再到具体罪名的定罪量刑，学会用法学思维去看待事件。

01、刑法是双刃剑：一刃针对犯罪，一刃针对国家

刑法规定了犯罪和刑罚，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而刑法是对刑罚的约束。

很多人认为刑法的使命是打击犯罪，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刑法既要实现惩罚犯罪的保护机能，也要恪守保障罪犯人权的保障机能。简单地说，刑法不仅惩罚犯罪，也保护犯罪。

因为如果刑法的使命只是打击犯罪，其实没必要制定成文刑法。它只需存在于统治者的内心深处，一种秘而不宣的刑法比公开明示的法律，更能打击一切所谓危害社会的行为。

正如古语所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

所以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其实早在300年前，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就做出了回答：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

南宋绍兴十一年，年仅39岁的岳飞被宋高宗以“谋反”罪名赐死。同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一改往日的圆滑世故，质问秦桧，认为谋反之事子虚乌有。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怒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岳飞父子后依然被处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一个民族用血泪换来的对刑法使命的经验总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面前，公道正义多么苍白无力。岳飞父子行刑前，杭州城凄风苦雨，无数人为之落泪。

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刑罚最为可怕，他直接针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甚至生命，如果这种权利被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在法治社会，刑法是一把双刃剑，一刃针对犯罪，一刃针对国家权力。

02、罪刑法定的原则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法制国家最重要的刑法原则。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中。限制权力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权力制约权力。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三种权力应当分立以制衡。

根据权力分立学说，只有立法者才能制定法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没有造法权；司法者只能根据法律去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超出刑法规范去推定罪。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法家曾言：“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因此法家是古代罪刑法定的集大成者。

那么，法家是罪刑法定的代表吗？在中国的古代有“罪刑法定”的思想吗？

我们从罪刑法定的精神说起。罪刑法定反对罪刑擅断，使公民受任意刑杀的恐惧，它必须体现国家的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基本精神。

而法家，无一不是绝对君权论者，主张专制，君主拥有立法、司法、行政等一切权力。既然君主权力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又怎么可能是罪刑法定呢？

当然，如果撇开中国古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词语上的“罪刑法定”的确是存在的。然而，词语上的“罪刑法定”并不是真正的罪刑法定。罪刑法定所肩负的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基本精神在中国古代丝毫没有存在的土壤。

在古代，唐高宗就曾堂而皇之道出法外用刑的缘由：当时将军权善才因毁昭陵之树，依当时法律只是罢免官职。但唐高宗硬要将其处死，而且毫不隐讳地说：“善才情不可容，法虽不死，朕之恨深矣，须法外杀之。”

至于法家，虽强调富国强兵，短期之内立竿见影，但“法”只是纯粹的工具，没有独立价值。法家好重刑，严刑峻法，残酷寡恩。

据《史记》记载，商鞅变法，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鼓励百姓互相告发，不告发者腰斩，告发者有赏。重刑之下，民众无不战战兢兢。

因此，推行专制的“法家”，和保障自由限制权力的“法治”，虽一字之差，却谬之千里。

03、刑法解释，朝着良善进行

曾经有一个水葬母亲案，28岁的农民工王某，其母亲突然在出租房死去。经济拮据的他，没有能力负担上千元的火化费用，含泪将遗体装在麻袋，沉尸“水葬”。之后王某以涉嫌侮辱尸体罪被刑拘。

王某水葬母亲是出于对母亲的爱还是恨？是爱，虽说这种处理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但他并没有侮辱母亲的意图，所以这种行为是应该受到宽赦的，不构成犯罪。

法律不是机器，判决要符合法律，更要符合人情。道德和法律的冲突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因为司法者可以通过合理的刑法解释，来弥补法律和道德良知之间的矛盾。法律一定要追求公平和正义，所以解释要朝着良善去解释，而不是朝着邪恶去解释。

结语：

《刑法学讲义》是一本写给非专业人士的法律书籍，虽不可能让我们成为法律专家，却也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体系，让我们学会用法学思维去看待现实中的事件。

书中列举大量案例，并运用刑法学知识进行分析，有些观点甚至颠覆了我们对法律的认知，这有利于我们培养出独立、睿智的思维方式，启发我们带着法律的智慧回归到日常工作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