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合同怎么写（实际出资人）

孟文娟 主审 三级法官

基本案情

案外人北京B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2010年2月24日，B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A公司、王某为公司新股东；同意李某将在公司的全部货币出资1350万元转让给A公司，退出股东会，同意高某将在公司的全部货币出资150万元转让给王某，退出股东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0年3月24日，李某、高某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A公司、王某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同日，B公司制定章程，记载股东为A公司、王某，认缴及实缴出资分别为1350万元、150万元。同日，B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A公司、王某组成新一届股东会，公司的注册资本1500万元不变，其中股东A公司货币出资1350万元，股东王某货币出资150万元；同意选举王某为公司监事；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同日，B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投资人等登记事项，所附的股东名录中记载的股东为A公司、王某，注册资本缴付情况记载A公司实缴出资1350万元、王某实缴出资150万元。

在B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中，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的《转让协议》，内容为：1.王某同意将B公司中的股权150万元转让给A公司；2.A公司同意接受王某在B公司中的股权150万元；3.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转让协议》转让方处签有“王某”字样，受让方处有A公司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唐某签名。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记载：……2.同意原股东王某退出股东会……4.同意股东王某将其持有的出资150万元转让给A公司……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签有“王某”字样。

原告王某诉称

王某为B公司股东。2019年10月1日，A公司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一份《转让协议》，将王某持有的B公司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A公司，并以此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转让协议》中的“王某”名字非王某本人所签。故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10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不成立。

被告A公司辩称

王某持有的B公司股权系A公司借用王某名义登记，王某并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公司经营，不享有对系争股权的任何权益。系争《转让协议》中的“王某”确非王某本人所签，但A公司借用王某名义与自身签订《转让协议》系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并未侵害王某合法权益，王某无权要求法院确认《转让协议》不成立。故请求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成立。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系争《转让协议》载明的转让方为王某，但转让方签字处的“王某”字样系作为受让方的A公司所写，非原告王某本人所写，也没有在案证据能够证明A公司代王某签署《转让协议》的行为系经王某同意、授权，抑或获得王某的追认。王某没有与A公司签订《转让协议》、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故系争《转让协议》因欠缺合同成立的要件而不成立，王某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对于A公司关于王某系代其持有涉案股权，并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公司经营，不享有对涉案股权的任何权益的答辩意见，法院认为，首先，本案系王某提起的确认2019年10月1日《转让协议》不成立之诉，如前所述，由于王某的签名不真实，故《转让协议》不成立。其次，即便确如A公司所言，王某基于被借名等原因，徒具股东外观而不享有实际股权，股权实际由A公司享有。则涉案股权交易就不存在交易双方，不可能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是《转让协议》不成立。再次，股东资格在无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否认的情况下，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具有推定的公信力，不能仅以出资情况或管理情况否定王某的股东地位，更不能通过私自代为签署《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剥夺王某的股东资格。至于A公司是否实际享有涉案《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当事人可另行通过诉讼解决。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确认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日，载明转让方为王某、受让方为A公司的《转让协议》不成立。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

案件评析

一、欠缺一方意思表示的合同不成立，而非无效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用要约、承诺方式。而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被告并没有向原告发出要约，被告向自己发出的“要约”不是要约，而没有收到要约的原告也不可能做出承诺。合同的本质是当事人的合意，承诺生效时合意达成。既没有要约，也没有承诺，合意无从产生，所以合同不能成立。

从另一个角度看，合同是双方或多方法律关系，仅有一方当事人，仅凭单方行为无法达成合意、订立合同。本案中，《转让协议》的拟定和签章均由被告一方所为，原告起初对此并不知情，事后也未进行追认，双方自始至终未产生任何合意，所以合同不可能成立。

大多数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时即生效，这使得二者的区别容易被人忽略，从而混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的概念。事实上，本案原告在第一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经法院释明，原告选择变更诉讼请求后重新起诉。

合同无效是对合同效力状态的一种评价和描述，它隐含的逻辑前提是合同已依法成立。《合同法》的体系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二章“合同的订立”在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之前。只有在合同依法成立后，才有合同效力的问题，如果合同本身没有成立，效力问题无从谈起。此外，《合同法》对合同无效的情形有明确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也能够判断欠缺合意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

此外，不论是确认合同不成立还是确认合同无效，如果原告仅要求确认而未主张确认后的法律后果，那么法院不能机械地适用“不告不理”的原则，而应当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当事人增加相应诉讼请求的，应当一并处理，避免当事人诉累。本案中，经法院释明，原告明确表示合同不成立的后果不在本案中主张，法院遂仅判决确认合同不成立。

二、股权归属问题不影响对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的判断

本案被告辩称，其为涉案股权的真正权利人，原告仅为代持人，被告借用原告名义与自身签订《转让协议》系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并未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无权要求法院确认《转让协议》不成立。

被告该抗辩意见涉及到涉案股权的归属，有观点认为，如果被告确系涉案股权的真正权利人，且在已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事实上不会影响各方的权利。此外，否认合同成立会导致一系列行为的回转，影响其他股东的权利，影响交易稳定。

笔者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原告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提起确认合同不成立之诉，审理范围应限定在与合同成立与否相关的事实。股东资格确认与本案确认合同不成立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而且股东资格的认定需要目标公司和其他股东作为当事人，会导致审理范围的不当扩大，造成法律关系混乱，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明。因此，未对股权归属作出认定。

编 辑 | 何瑞鹏、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