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管理案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副面孔）

大陆学界掀起“民国热”，仰慕清华四大导师，美化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本文试图告诉大家：到底该如何看待民国轰轰烈烈的乡村重建（rural reconstruction）运动？

民国乡建家、“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晏阳初，他认为乡村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

笔者选取了三个角度，描画了民国乡建的“三副面孔”，供大家观赏。

民生面孔

1927年-1936年，是民国的“黄金经建10年”，城市快速工业化剥夺了农业剩余，导致农村民生问题非常突出。想改变农村民生凋敝的面貌，是民国乡建派的最直接的愿望。

梁漱溟认为乡村的根本问题是文化的问题

作为中国实学文化精神传承者的梁漱溟，自称“问题家”：

“我本来无学问，只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梁漱溟：《自述》）

梁漱溟不是一种哲学经典，他自己也否认，说：

“为与哲学无缘。”“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年7月9日，载张岩冰编《梁簌溟印象》）

还写道：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梁漱溟著《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笔者认为，以上，是梁漱溟先生这位哲学-教育愚公“为己”的表述。

【笔者按】我写过《反智》一文，如今，我觉得哲学智叟太多确实是当今中国文化建设、民生建设的悲哀。

文化面孔

1.哲学

孔子讲求“为己之学”。

在《论语》中，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这里的“为己”不是自私，而是“克己复礼”，是道德境界的高要求。

儒家四书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有受用。”

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和伦理，中国哲学的为己（讲境界）、尚实（科学精神）、为公（政统与学统一致）的精神素质影响梁漱溟十分深刻。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梁漱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讲，人生的三种态度：逐求、厌离、郑重，言语不同，其实质，都是“为己”的。

2.伦理

明儒王艮为梁漱溟所喜欢，为什么？平民也有“为己”的需求，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这种平等的教育思想是眼光比较“向下”的，但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

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做的“乡学”，在伦理上把乡民变成了同学。

结合了佛教“众生平等”观念的儒家梁漱溟，他伦理思想是中国的，而不是“在中国的”；所以，他的文化建设的行动可以造就他成为“问题家”——为乡村文化改造而努力求解的名家。

3.教育

中国现代成人教育史的大人物，除了梁漱溟，还有晏阳初、陶行知、高阳和俞庆棠。

梁漱溟是”本土派”，俞庆棠（1899－1949）则是”海归派”。在文化教育方面，梁漱溟、俞庆棠们都不是守成的,他们如文学界的鲁迅一样是革命的。

俞庆棠（前排右二）

在文化教育领域，作为哲学家的梁簌溟不是文史校勘家（这个领域鲁迅做了很多事），也不是用文学创作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能显扬名声，而是以教育为职志——也就是把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手段。用梁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

“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张岩冰编《梁漱溟印象》P.147，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教育不同于开店，它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也可称为“人的社会化”。

【笔者按】华东师大陈桂生教授在他的《学校教育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53页）一书中所言：“人类教育演变过程为：从非形式化教育到形式化教育（教育形式化的过程），从古代教育实体的发生到近代学校的兴起（制度化教育的发端）。”

乡学、村学这种形式，并不是“形式主义”的建制，而是取代了乡长和村长的实权建制。

老子说：“返者道之动。”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掀起的“博士下乡”，知识分子到乡下去，到群众中间去，到农村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那个民生凋敝时代的呼唤，更是“形式化教育”走向康复的一剂药方。　　

政治面孔

梁漱溟先生是一位身跨三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晚清，他是同盟会人（1911年），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在民国，他也是个官，作过司法部机要秘书（1916年）、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194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全国政协，并参与了土改工作团等。

梁漱溟的生命轨迹，是从家门出发到家门附近结束，俨然一个不合时宜的、椭圆的圆圈。他的人生是标准的中国儒家式的“仕学合一”型。他的才情所专，是为了文化传承和社会革新的“士知识份子”的身份承担。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外国教育思潮都在批判和贬低制度化教育。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非制度化教育——用它的非保守性即革命性，“上山下乡”具有激进主义成人教育的性质，再加上意识形态性，就否弃了制度化教育的保守性与伎俩性。据说，这一套得到了当时正在反思制度化教育的外国教育思想家们的高度赞扬。

“文化重建”是一个成人教育运动，1936年，梁漱溟这样的“本土实践派”最终被抗日战争叫停。

回过头去看，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这支教育力量，曾经在实验区做到了“政、教、富、卫合一，实验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由乡村学校统一政治、经济和武装事业。”实在可以说：做了“文化重建”的事业。　

进入新中国，1953年9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很臭”，于是，梁先生成了“反面教员”。

在政治上，民国乡建派被彻底否定了。

结语

去农村做“文化重建”的梁漱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跌宕之后，他留下来的，我认为：依然是乡建那一段“高光时刻”。

我把梁漱溟当做是一个民国乡建派的代表，也是跨时代的“活化石”进行分析。他是一个内存十分丰富的“时代化石”，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三个时代：晚清、民国和新中国。

民国乡建派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梁簌溟、晏阳初、俞庆棠、高阳这些有或没有留洋背景的乡建家，时至今日，为出生在新中国的后学晚生，提供了一个人生方向：用脚步丈量大地，把论文写在为老百姓服务的基层实践中。

一个人，只有当他（她）属于一个时代，他的文化使命才有可能激励同辈，并在历史上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