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显灵真实案例（西方对中国人的信仰崩溃）

“中国人的信仰令人崩溃！他们不专一、他们又很坚定，我无法凝聚起精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中国人，更不用说占据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了！”

2021年12月，美联社记者马丁·詹姆斯，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儒释道》的文章中写道。

他尝试去分析中国人的宗教观，并提出了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但是，在研究中发现，许多中国人信奉的神明并不能在儒释道中寻得踪迹。

马丁·詹姆斯写道：

“关羽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凡人，儒释道中并未提及这一人，但是许多中国人都以之为信仰。同样的现象还体现在岳飞、秦琼等中国历史人物身上。”

“在中国，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神明，也就是有着不一样的信仰，福建省会拜奉妈祖，云南省则是截然不同的。”

马丁·詹姆斯彻底懵了——中国人到底信什么？

其实，正恰恰涉及到了中国人宗教观的精髓所在，那就是：灵则信，不灵则不信。

这与其他国家“先信才会显灵”、“上帝为了考验你而故意不灵”完全不同。

那么，中国人的信仰是怎样的呢？中西方宗教的差异因何而来呢？

（西方基督教）

一、只有中国，让不一样的信仰相处在同一片土地上

蓬莱地处胶东半岛顶端，扼渤海之咽喉，是东渡日本的重要通道。

从明清时期至今，蓬莱商业更加繁盛，长期频繁的人员往来，也让不同的信仰传播到蓬莱，不同的文化在此交织、融合，佛、道两教在蓬莱得到了长足发展，使蓬莱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复杂与多变的特点，同时东南沿海流行的妈祖信仰流传至蓬莱，后来发展成为具有本土特色的海神娘娘信仰。

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之一是神祇十分庞杂，同各大宗教相比，民间神祇缺乏谱系化，基本上无甚经典。

蓬莱的民间信仰也是符合这一特点的，自然物崇信、动植物崇信、祖先与鬼崇信、乡贤名宦崇信、儒释道信仰都在蓬莱生根发芽。

（中国人信奉的神明）

古人认为天地，日月、水火、星辰、风雨、雷电都是有意识和意志的，并且是能够凌驾于人类的神秘力量，能够给人类带来幸运或者灾难。

后来，这种观念逐渐发展成为对太阳神、月亮神、北斗星、雨师、风婆、雷公、电母、土地神等信仰。

古代百姓对自然物的崇信，体现的是一种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与敬畏。

天地信仰是蓬莱人的普遍信仰，“天为神，地为祇”。

在蓬莱民众心中，天的地位是最高的，百姓一般称天为“老天爷”、“苍天”；

而土地神则被称作“土地公”、“土地婆”等，婚丧仪式中都会与土地神有关，可以说土地神是与民众距离最近的地方神灵。

（天神画像）

农历二月二日是土地的生日，是蓬莱本土的重要节日，人们在这一天会举行大型祭祀活动。

除了天地信仰崇祀，蓬莱也有专门的雷神庙、电神庙以及火神庙。

不过，并非所有的当地民众都信奉天地神明，许多人也认为动植物信仰是原始信仰的一种。

蓬莱百姓相信龙王的存在，龙王在民众心中是水神的代表。

蓬莱民间对龙王崇拜极盛，广建庙宇，时时礼拜，尤其是干旱少雨、洪水泛滥之时，进庙烧香叩头祈求龙王保佑更是虔诚无比。

蓬莱的龙王信仰不仅充当水神的角色，也同时也充当了海神和雨神的角色。

沿海的百姓视龙王为海神，通过祭拜龙王来保佑自己航行平安，远郊平原的百姓以农业为生，需要龙王保佑风调雨顺，此时的龙王则充当着雨神的角色。

（龙王像）

民间认为龙王掌握行云布雨，兴风作浪，所以沿海的村子里都修建龙王庙，内塑龙王神，祭祀日定在正月十三，而山区居民祭祀龙王日则定在五月十三雨节这一天。

祭祀时，家家户户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磕头，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出海平安。

除了龙的信仰，蓬莱沿海渔民都认为鲸鱼有灵性，在沿海百姓的口中鲸作为龙王的臣子，专为其保驾。

除此之外，明清蓬莱盛行的动物崇信还有狐仙、蛇、龟、麒麟、喜鹊、黄鼠狼等。

但无论是天地神明的信仰，还是动植物的信仰，都只是一部分的当地人的信仰，乡贤名宦的信仰同样是受众广泛。

（蓬莱）

在古代，各地一直存在着为乡贤或名宦立祠的现象。

百姓为了纪念那些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地方官，会自发组织为这些良吏立祠。

蓬莱作为沿海军事要地，历史上出现过众多忠武勇猛、为国尽忠的守将和为国捐躯的忠烈之士，这些守将和勇士的英勇事迹感动了蓬莱百姓，因此官方与民间百姓都自发为他们立祠。

卫宣伯祠中供奉的是明宣城伯卫青，“镇守山东二十年，全省赖以为安，有不世之功。”

蓬莱百姓感念他对地方的突出功绩，为他建立了卫宣城伯祠。

还有一些祠庙供奉的是曾经在蓬莱为官的名人或者在蓬莱有政绩、有影响的乡贤名宦，即使历经百年，这些人也会被当地官员和百姓铭记和爱戴，受到地方官与百姓的祭祀。

宋朝郡守苏轼虽然到任仅有五日，但却留下了《知登州谢表》与《登州谢宣召赴阙表》两篇奏章，百姓为纪念苏轼建造了苏公祠，蓬莱的三贤祠和名宦祠中也供奉着苏轼。

（苏轼）

而同样不可或缺的是，儒释道三教在蓬莱也是“其乐融融”。

在明清时期的蓬莱，道教对民众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祭拜仪式上，体现在地方社会的风俗习惯里，还有潜藏于地方民众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之中，无处不在。

蓬莱的道教庙宇极多，某一道教神仙在蓬莱的影响力越大，其在蓬莱拥有的庙宇数量也会相应越多，这些道教神仙因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在蓬莱拥有数量众多的庙宇和广大的信众。

道教是多神宗教，信奉的神祇众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众多极具影响力的地方性神灵被纳入道教系统内，如妈祖、文昌、真武、关帝、晏公等，在不断加封之下，更加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道教）

这些道教信仰都在蓬莱生根发芽，影响广泛，其中尤以妈祖信仰在蓬莱的发展势头最猛，由于蓬莱地处沿海，自妈祖信仰传入之后，在与蓬莱本土文化的交融之中，妈祖信仰成为蓬莱最具代表性的神灵之一。

而明清时期至今，佛教逐渐普及到各地，农历四月是“浴佛”的重要时刻，“浴佛”仪式是民众广泛参与的仪式，上至皇家下至普通民众都参与其中。

（儒家）

蓬莱受佛教影响深远，境内佛寺众多，佛教的仪式与活动也影响了本地的百姓。

作为“儒释道”的“正统之位”，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的地位就在统治者的干预下逐渐占据正统地位。

明清以来，统治者厘正祀典，并将其推广到全国各地方。

诸多儒家代表人物也在官方的支持下在民间拥有祠庙，这些都表明儒家文化在蓬莱的盛行。

在中国人看来，各路神仙、各路凡人并不相冲突，他们是“联合执政”，相互包容，共同主宰着这个世界。

这与西方“你死我活”的敌对观完全不同。

而且，中国人讲究的是“灵则信，不灵则不信”，虽不至于说是毫无心理负担，但是信仰并不能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束缚。

然而，很多人就认为中国人信仰缺失，没有精神上的追求；而西方人则是将宗教信仰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圣经》）

很多人指出，在《哈利·波特》中，取材于圣经的故事比比皆是。

国外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游戏主题、品牌营销等等都开始以神话中的信仰原型作为产业创新。

看到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输出”如此广泛，笔者不禁自问：

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我们的信仰载体是什么？

冯天瑜先生曾说：

“当人们追踪自然科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要上溯到创世神话这块圣地。”

而正是上古神话的差异，隐隐透露出中西方信仰的根本差异。

二、创世神话中的差异：“灵则信”的源头

时代发展至今，民间日常生活之中仍有创世神话思维的影子。

（上古神话）

冯骥才先生发现生儿子送红蛋的民俗就与盘古神话有联系，而小孩把掉落的乳牙扔到屋顶则与人类再生的神话有联系，因此冯先生总结道：

我们民族的神话是中国人信仰的关键所在，是非物质遗产，既应该保护传承也应该开发成文化资本。

这与笔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追本溯源，将目光寄托在人类文化的童年时期，希望从遥远的童年记忆中寻找当前社会信仰的根基。

人类的童年时期是人们常说的神话时期，是人类祖先以神话的方式解释自然界的时期。

在逻辑上，创世神话是一切的开端，因而创世神话最能反映出信仰的思维本质。

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社会，上帝作为创世的唯一真神，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因此“上帝”的概念在西方人心中无可替代。

（耶稣）

作为上帝话语的记载，《圣经》中的伦理教条自然地就成为了西方基督教家庭遵守的行为准则。

而在并不系统的中国创世神话中，不存在唯一的创世神，开辟天地的神是盘古，而造人的神则是女娲。

但是，中国创世神话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神形人性”，诸如善良、坚忍不拔与自我牺牲的人类精神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均有所体现。

作为古老的记忆，创世神话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也反映了早期人类社会的道德意识。

虽然有些记忆历史久远，而模糊不清，但又以集体意识的方式流传着，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信仰。

从上帝创世的过程来看，上帝对混沌进行改造前，心中早已经有了完整的创世计划。

从第一日到第六日，先定天地，再造动植物，最后双手造人。这一切都是按照上帝计划来的，所有造物在上帝的规定下各归其位，各司其主。

（上帝耶稣）

这种按照上帝意志来运行的宇宙秩序被认为是好的、善的，反言之，若所行之事违背了上帝意志，则为“坏的”、“非善的”。

在上帝处，善恶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思考的，遵守上帝的意志就是“善”的，违背上帝的意愿就是“恶”的。

因此，道德全部来源于上帝的意志。这就造就了西方人只能信奉一个宗教，否则就意味着背叛。

对于中国的神话故事，与其说是在与神对话，不如说是人类在用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和判断天地万物的发生和发展，用人的情感精要去解释神的观念。

因此，中国人的信仰讲究的是“灵则信，不灵则不信”。这着实是让西方人倍感崩溃！

中国人所信奉的女娲就是这么一位人情味十足的女神：

她会感觉寂寞，会利用工具提高制造的效率，会像母亲一样关爱和守护自己的孩子。

（女娲）

女娲完成了恢复人间秩序的工作后，功德圆去了天庭，然而女娲“不彰其功，不扬其声”。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女娲补天救人神话给世人以积极的启示：

人或神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失序”恢复到“有序”，进一步而言，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不好”的处境逆转。

在中国人看来，即使是信仰神明，但是作为凡人的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依旧不容忽视，人定胜天绝非戏言。

此外，中国人信仰的价值绝非是像西方人那般自私自利，相反的，中国人的信仰中最突出的就是“牺牲”和“奉献”精神，其中盘古神话和女娲神话最具典型。

神话中的盘古威风凛凛地右手执斧开凿宇宙混沌，与抽象神秘的上帝不同，上帝没有任何劳动工具，仅凭借十句话就令世界就成了，盘古却拿着一把斧子，或劈或凿了万八千年才让天地分开。

（盘古）

对比可见，无论是从工具上，还是从时间上，中国人所信仰的神明——盘古在创世过程中比西方的创世神所付出的劳动更加复杂、艰难。

盘古明明是神，那它为什么不能像上帝一样，反而还要辛勤劳动奉献自己的一生呢？

在中国人的信仰中，人神同形，与其说盘古是神，不如说盘古与普通凡人的差别仅仅在于他拥有巨大的力量。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人“灵则信，不灵则不信”的“任性”便也可以得到解释。

盘古生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世界，死后仍在不遗余力地为世界奉献着自己的“尸身”——“骨节为山林，肠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盘古死后把自己的身体发肤、血液筋脉化生万物，给世界增添生机和色彩。

如此有血有肉、为缔造世界出生入死的神话，自然符合中国传统劳动人民的价值观念，契合中国人的信仰。

在流传下来的盘古精神中，盘古宏伟的气魄和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华儿女所称颂、所效仿，深入骨髓，成为信仰。

（盘古的雕像）

虽然有人质疑盘古的起源不在中国，但是这几千年来，盘古的开创、牺牲精神已然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儿女的血液中——我们都深深地相信自己是盘古的后人，在早期与自然抗争的艰苦环境下，中国人用盘古的开拓精神激励着自己和族人百折不挠，以不畏牺牲的态度去战胜困难，战胜困难后又虔诚地将所有功劳归结于盘古天神的庇佑。

盘古神话中蕴含着的开拓进取、奉献牺牲、辛勤劳动、天人和谐的伦理精神使得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的高度认同，这才是信仰的最高价值表现。

西方的上帝就不一样了，上帝以言创世，十句话定乾坤，前后时间不超过六天。

而且上帝是唯一永恒的，不会像盘古、女娲一样死去，其实质就是告诉众人上帝至高无上，神力无往不存，能轻而易举创造世界，就能轻而易举地毁灭它。

绝对的权力造就绝对的权威，西方人就很喜欢谈论权利，在此可以窥见。

（西方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上帝造人着实费了一番功夫，不仅亲手取了四方之土，还为亚当吹了生命之气。

上帝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实后上帝并没有立刻让他们死，他们在大地上也活了几百岁；上帝取四方之土造亚当，也是出于亚当可以魂归任意一方的考量；即便是宣判了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上帝也不忘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上帝对人类始终有怜爱之情：

只要人类能重新遵守上帝的意志，听命于上帝之言，还是有机会回到上帝的身边。

西方的造物主造人时只精心地捏制了亚当一个人，夏娃是作为亚当的帮手而得以存在的“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诺亚方舟）

因此亚当与神的沟通始终是一对一的交流。

而面对危难，“芸芸众生的人类，只有通过各种办法来取悦神，才有可能得到神的赐福，才能躲避灾难”，这便是西方人的信仰。

而中国人的信仰则是有着浓浓的责任感，是出自于现实的集体中的，是在存在于较为稳定的客观关系基础上的，比如血缘文化关系，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帮助是因为双方有血缘的纽带。

上帝因人的意志而存在，倘若有人不信仰上帝，也就没有了对周围人与物的责任感。

没有上帝的约束，就可以对自然肆意妄为，西方对自然的无限掠夺就展示了人的狂傲自大的心态。

（中国人的信仰在于自身）

而中国人信仰的创世神，他们鞠躬尽痒的责任感来自于对整体的维护。

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为了整体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伦理意识脱显而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死不忘卫社稷”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精忠报国，舍生取义成为中华民族的真正信仰。

参考资料：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三重逻辑》 丁时勇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何与何为》 尹占文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信仰是对价值的最高追问》 全国新书目

《浅析跨国文化交际中西方节日禁忌的差异》 毛芙蓉 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工程公司外事办公室

《中西方法律传统的对话——宗教与信仰的力量之于法律》 刘曼 澳门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