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刑法和97刑法的区别（被拐儿童家属追责难）

近日，广西桂林一男子被拐32年后与家人相认、却不愿追责拐骗者的新闻引起了网友关注。

这也是桂林市第一起拐骗儿童案件。1988年1月，五个月大的曹平被家中保姆拐走，直到2020年5月，才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与家人相认。

曹平的家人坚持要起诉其“养母”，追究其拐骗行为，却遭到了曹平的反对抗拒。他表示养母对他有养育之恩，并且自己只想“保持平静的生活”，不愿进行追责。

而检察机关则认为，虽然秦某涉嫌拐骗儿童罪，但因此案已过追诉时效，不批准逮捕。曹平家属对结果表示不认同，仍在坚持申诉。

孩子被拐走，是整个家庭的巨大伤痛。即使亲属最后能够与孩子重逢相认，也无法抵消过去寻亲路上经历的痛楚与对拐人者的愤恨。

对受害者家庭而言，多年之前，如何找回被拐儿童是一道难题；而多年之后，受到追诉期的限制，如何追究拐人者又成为了另一个难题。

让我们以法律角度审视桂林此案：对于拐走孩子的行为，法律上如何定罪处罚？对于案件的追诉期又是如何规定的？

刑法中的拐骗与拐卖儿童罪

在我国刑法中，对于拐骗儿童与拐卖儿童的行为，相应的罪名是【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

相关法律：

《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 【拐骗儿童罪】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 【拐卖妇女、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的。

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所侵害的对象都是不满14周岁的儿童。

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其主观目的：拐骗儿童的，主观上是为了收养、使唤或奴役等；而拐卖儿童的，主观上是为了贩卖牟利。

在此案中，曹平是在未满十四周岁时被保姆拐走、带回自己家养大，使其脱离了家庭，其“养母”就涉嫌拐骗儿童罪。

刑案追诉期与刑法溯及力

在拐骗与拐卖儿童案中，想追究拐人者责任的受害者家属，总会无可避免地遇上追诉期限的问题。

刑法上的追诉期，是指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根据罪名的法律最高刑进行界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拐骗儿童罪法定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因此此类案件的追诉时效为十年。

可是在现实案例中，受害者家属受各种因素限制，可能间隔十几二十年才找回孩子、找到拐骗者，案件早已超过了追诉期限，难以追究拐骗者的刑事责任。

相关法律：

《刑法》第八十七条【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核准追诉：虽然已经经过二十年，但由于案件后果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特别重大等特殊原因，不追究刑事责任严重违反公平正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予以追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同意，可以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

但法律中也规定了两种追诉期延长的特殊情形，此时，案件可以不受追诉期限限制：

第一种情形为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犯罪分子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此规定是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时效性规定，逃避法律制裁。一旦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说明已经开始追究犯罪行为，自然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79年刑法对此情形规定为“国家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时，97年刑法将此修改为“国家机关受理案件以后”。修改后的法条扩大了适用范围，避免其由于限制过严，不利于打击犯罪。

第二种情形则为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

此规定是针对国家机关没有及时立案查处、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个别情况，这是对司法权不规范运行的补救，保证了有罪必究，进一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

相关法律：

第八十八条 【追诉期限的延长】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1997年刑法修订，使得1997年成为了旧法与新法间的一条分界线。

旧法与新法如何使用，就涉及到了刑法溯及力的问题，即除特殊情形之外，刑法不得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我国刑法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又称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准则。即对于1997年后的犯罪行为，按照97年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1997年前的犯罪行为，则根据实际情况，总体从轻处理。

相关法律：

《刑法》第十二条 【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通常，案件追诉期从犯罪行为完成或是停止之日开始计算。如果是在追诉期内又犯新罪的，前罪的追诉期则从犯后罪之日开始计算。

此规定考虑到了追诉时效制度的设立意义。对已经过追诉期的犯罪分子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是认为犯罪人较长时间没有再犯罪，说明其有改恶从善的表现。对其不予追究，有利于促使罪犯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但如果其再犯新罪，说明其人身危险性仍然较大，可能会危害社会，因此应当予追究其刑事责任，达到以刑罚来预防犯罪的目的。

相关法律：

第八十九条 【追诉期限的计算与中断】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被拐儿童找回后，如何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

多年之后，被拐儿童终于找回，拐人者也有了新线索，如何才能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便成为了受害者家属最关心的问题。

对于未过追诉期的案件，应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完善相关证据，依法追究拐人者的刑事责任。

而对于已过追诉期的案件，想要追究拐人者刑事责任，则看是否符合两种不受追诉期限制的情形：

一种是公安机关应立案而未立案的情形。如果当时儿童被拐时，已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公安却未予立案，或者立案后又撤销案件的，案件不受追诉期限制，仍然可以追究拐人者刑事责任。

另一种则是犯罪分子逃避侦查或审判的情形，受到1997年刑法修订的影响，又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儿童被拐行为发生在1997年之前，则适用79年刑法。如果是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拐人者采取拘传、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之后，由于拐人者逃跑、潜藏而无法执行，案件就不受追诉期限制。

如果儿童被拐行为发生在1997年之后，则适用97年刑法。只要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追诉期内已经对儿童被拐一案进行了立案侦查，或是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案件就不受追诉期限制。拐人者即使一时未被追捕归案，只要日后落网，一样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桂林拐骗儿童一案的追诉期之争

在此案中，检察院与曹平家属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案件是否能够被追诉。

检察院认为，曹平被拐一案发生在1988年，在保姆秦某抱走曹平时，犯罪行为即既遂，属于犯罪终了，因此追诉期从1988年开始计算。由于拐卖儿童罪的追诉期为十年，1998年时此案就已过追诉时效，因此不予追究。

又因此案发生于1988年，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79年刑法规定，案件需要满足在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犯罪分子逃避侦查，才能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由于当年曹平家属并不知道保姆秦某的真名，并未实施强制措施，只发布了协查通报，因此不满足此条件。

而曹平家属认为，根据拐骗儿童罪的定义，“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保姆秦某的拐骗行为应当是从拐骗之日起、一直持续到曹平满十四周岁，即1988年到2001年。其犯罪行为一直保持持续状态，直到2001年才算犯罪终了，因此追诉期也应当从2001年开始计算。

因此，此案适用97年刑法规定，即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犯罪分子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曹平家属当年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立案侦查了，满足此条件。

所以在此案中，对拐骗儿童的犯罪行为的判定就至关重要。对犯罪既遂、犯罪行为终止标准的界定，决定了追诉期的起点与新法的适用范围，从而影响对拐骗者的追诉。

受现实中的复杂因素影响，受害者家庭维权与追责并没有想象中简单。他们往往面临三大难题：立案难，追诉难，定罪难。

在孩子被人拐骗、拐卖时，即使家属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往往可能因为被拐证据不足而不予立案，只将其当做失踪处理。

等到多年后，即使孩子找回、有了犯罪者的线索，也往往因为时间跨度过大，要么因为追诉期已过、无法追究犯罪者；要么因为人事变化过多，侦查与证据搜集更为艰难，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对犯罪者定罪。

再者就如此案中的曹平一样，被拐的孩子只想保持平静生活，不愿进行追责。受害者家属顾虑孩子的感受与失而复得的亲缘，只能不予追究。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还有待司法部门就拐骗与拐卖儿童案出台更细致的规定，完善相关立案程序，细化相关标准和条件，以便执法人员在办案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解决司法定性难题，维护司法公正，合理维护受害者家属的权益。

对犯罪者的责任追究，执法机关不能缺位。严惩拐骗与拐卖儿童行为，既是对拐人者的震慑，也是对受害者家属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