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读学校（觉醒年代）

2025-06-13 18:39:01 阅读 221 评论 0

摘要：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延年、乔年兄弟和一些北京各大学的学生自发地开展了一个名为“工读互助社”的团体并且试验了一段时期，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规定，并且自食其力，不依靠家中财物，完全自给自足，我们作为观众看到的是这些青年学生们每个人都很上进，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延年、乔年兄弟和一些北京各大学的学生自发地开展了一个名为“工读互助社”的团体并且试验了一段时期，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规定，并且自食其力，不依靠家中财物，完全自给自足，我们作为观众看到的是这些青年学生们每个人都很上进，自立自强，不断探索的求取新知识，进行新实验。当然在剧中我们知道了最后的结果是失败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当时，他们为什么成立这样一个“工读互助社”？

这个组织有什么意义？又是在探索什么呢？

其实这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今天我们就来走进历史，一起穿越历史，回到那个年代，看看当年的学生为了自己的信仰都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折。

要想了解“互助论”，我们就先要了解“无政府主义”，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20世纪初年传人中国。代表人物就是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他在1902年发表了一部代表作，书名全译是《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全书是作者1890年至1896年间在伦敦陆续发表在英国《十九世纪》杂志上单篇论文的结集。系统阐述了无政府状态下人类社会如何用互助理论实现完全自由，完全平等，完全公有的原则。

中国正式宣扬和拥护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刊物是在1907年出现的。在这一年中，李石曾、吴稚晖在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报，刘师培在日本创办《天义报》，并和张继一起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他们通过这些刊物和一系列活动，鼓吹无政府主义，宣扬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鼓吹暗杀手段。

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开始在国内传播开来，其代表人物为刘师复。刘为广东人，留学日本时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在广州进行反清暗杀活动时被清政府监禁。1912年在广州组织“心社”和“晦呜学会”。其中“心社”成员有12条戒约，即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什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晦鸣学社”主要是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社团。在刘师复的宣传影响下，南京、北平、山西等地陆续组成了许多新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黄凌霜、区声白、华林、李震瀛等人成为其核心人物。他们要求绝对自由，不受任何党纲的约束，主张温和革命、工团主义和联合主义。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流传较广，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和书刊也不断涌现。

据统计，当时专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就达70多种，而且，在“五四”后出现的数百种刊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程度不同地介绍和宣传过无政府主义。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进化论”，不仅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即使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人甚至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是互助论的胜利。此后，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于是便向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1919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的攻击，文章根据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国家”是人类互相“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据，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要求废止一切国家，废止一切权威，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行“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与此同时，一批无政府主义刊物如《奋斗》、《北大》、《学生周刊》、《社会运动》、《自由》、《革命》、《民风》、《革命潮》等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出版，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也增多起来。1920年2月，易家钺、朱谦之等人在《奋斗》刊物上，公开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为题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者发起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别说很多年轻人，就是很多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也在各种思潮下犹豫不定，于是北京工读互助团就诞生了，这是在1919年初，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罗家伦、王光祈等17人发起成立，由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王光祈发起组织，1919 年 2 月成立。团址在北京。

宗旨：“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特点是在互助的原则下，工学结合，以工养学。团队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先后发展至 40 余人。团员每天的工作 4 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共有。团员所有生活费用，由团体供给。一边在各校听课，一边从事办素菜食堂、洗衣、印刷、装订及制造小工艺品、贩卖新书报等体力劳动。试图通过这种组织的扩大和联合，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了，剧中关于失败的原因，社员们最后进行了总结

其实社员们总结的是当时各种原因的缩影，关于失败的原因，多年之后曾经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的施存统对历史进行了回忆整理，据他说，失败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互助社成员意见产生分歧，信任的基础发生动摇

觉醒年代剧照

据施统存先生回忆，互助社的章程主要包括：

1、互助社成员每天至少工作4小时；2、互助社成员的衣食住行以及医药费、教育费用、购买书籍的费用由互助社负担，书籍公有。3、互助社所有劳动收入需交公。

学生们怀着激动和骄傲的心情进入互助团，却遭遇了现实的打击。首先，是关于收入公有的争议。

对劳动收入公有所有成员都没什么异议，但对于几位成员家里寄来的资助金是否该公有，互助社成员之间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这个争议导致了互助社的分裂，有五位成员一怒之下离开了互助社。

其次，是关于是否脱离家庭的争论。包括施统存在内的部分成员认为，老朽、腐烂的旧家庭制度阻碍了互助社的正常运转。若不破坏旧家庭制度，理想中的工读互助社会就不会诞生！

因为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议，互助社成员再次发生分裂，又有三名成员退出了互助社。

觉醒年代剧照

再次，是经历了情感问题困扰。在上述八名成员退出后，又有六名青年加入互助社，这一次团体成员的认识得到了空前统一。他们极为激进，主张离婚解约，脱离学校，建立无政府、强权、法律、宗教、婚姻、家庭等的理想社会。

不过，很快团体便经历了另一种危机，就是情感问题的困扰。互助社中有一名女成员，名叫易群先。她年轻美貌，生性活泼，互助社中好几位成员都对她有倾慕之心。

本来年轻人慕色而思少艾也是人之常情，可当易群先公开宣布自己喜欢互助社成员何孟雄时，却在成员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其他几位成员在妒嫉心的支配下，强行要求何孟雄做出检查。何孟雄当然不肯受此无稽的指控，于是互助组成员之间再次产生激烈的争吵。

争吵的结果是易群先负气出走，退出互助社。而何孟雄、施存统、陈公培等人也被其他成员表决驱逐。就这样，互助社发生了最后一次的分裂。

由于存在以上三方面的的分歧，互助社内的团结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成员之间信任的基础开始发生动摇，严重影响了互助社稳定和存续下去的可能。

觉醒年代剧照

其二，遭遇经济危机，团体运作无以为继

根据施存统的记载，互助社的工作经营的收入就要分为五个方面，即放电影、洗衣服、印刷、开办食堂和成立英算专修馆。

先来看放电影的收入，互助社轮流到各大高校放映电影，以赚取门票收入。起初，反响不错，生意也算兴隆，每次都能卖出去二百多张票。但没过多久，就遇上假期，生意也开始直线下滑。

后来互助社一算帐，刨去成本，一共只有三十多元钱的收入。这还是女子高等师范的姑娘们特意捧场的结果，若无她们的捧场，放电影基本上没有赢利的可能。

印刷业务主要包括印信纸和印信封两种，都不好做，利润也非常微薄。互助社经营了一段时间，只挣到大约三元钱，连饭钱都不够。

再下来是开办食堂业务，刚开始时，生意还不错，因为北大师生的支持，食堂尚能收支相抵，甚至略有赢余。

觉醒年代剧照

但互助社成员看到有利可图，便兴奋地又租了两间房，想扩大了经营面积。不料，这样一来成本增加，收入却没有明显上升，食堂陷入了赔本的境地。

最可笑的是洗衣业务，因为收不到衣物清洗，互助组便去找学校的斋夫帮忙代收。每件衣服按百分之三给予提成，高于洗衣局给予斋夫的百分之二的提成。

谁知斋夫转过头就去和洗衣局的人协商，让他们给自己百分之四或五的提成。终于有一天，施存统去收衣服时与斋夫与洗衣局的人狭路相逢，这才知晓了斋夫的花招。洗衣业务办了两星期只挣了几十个铜子，只得停办。

唯一让人意外的是，英算专修馆的业务，互助社投入两名成员和两元钱的成本，服务对像也只有七八名同学，居然赚了七十多元利润。算是各项业务比较像样一些的了，不过也是杯水车薪，无力回天。

因为各项业务的不如人意，无法赚到足够的利润，互助社陷入了极大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竟到了连饭都吃不上的境地。这样一来，团体运作，便更加无以为继了。

其三，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进行公有制的改造，在这样的的社会中，互助社根本不具有生存的空间。

如果说前面两个原因，在严格成员筛选，做好计划安排，选择合适的经营范围等还能勉强支撑的话，那么施存统提出的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则纯粹无解。在这个关键原因面前，前两个原因则显得根本不重要。

觉醒年代剧照

施存统认为，互助社所面临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在这个社会中，平民不拥有资本和生产工具，是“资本家的奴隶”，都要直接间接地接受资本的经济压迫。在这种社会中，平民若想活下去，就必须进入资本家的工厂或其他生产场所中，接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生存下去的方式。互助社想不受剥削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生存，则无异于天方夜谭。

而若想不受剥削，除了社会财富公有，别无他途。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社会财富公有呢？施存统提出：

“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

最后，施存统还提出了互助社失败的两大教训：其一是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而点点滴滴、枝枝叶叶的改造是根本行不通的。其二，社会没有进行根本改造之前，不能去体验所谓的新生活，不论是互助社还是新村，都是毫无必要的。

觉醒年代剧照

因此，互助社失败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进行公有制的改造，在这样的的社会中，互助社根本不具有生存的空间。若想互助社能够成功，则中国社会就必须进行公有制改造，换言之，就是起来革命，夺回被掠夺去的资本！

于是在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回击无政府主义的信号。随后，同年11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即把批判无政府主义放在了显著位置。该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的《短言》中，都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还发表了一批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论文。如李达的《社会主义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施存统的《我们要怎样干革命?》等。另外，李大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的《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国外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辩驳中，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一，不可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因为强权之所以恶，在于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正义与弱者。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反对强权，但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应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而是要拿着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而要把有产阶级势力推翻铲除，就须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上不可。“在此时期内若有入主张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杀害劳动阶级，若是劳动阶级肯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劳动阶级自杀。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倡导的绝对自由是行不通的，所谓绝对自由决不是科学的，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第三，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原则。无政府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反对有计划的生产，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托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他们攻击苏维埃政权的土地、工厂国有化政策;在分配上，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立即实行按需分配，认为如果没有做到按需分配，这种革命就是不彻底、不平等。针对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的最大缺点，“是不能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并指出，只有“社会的生产力达到无限制的程度，”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才是可行的。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论战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在一些社团、学校，以及国外留学生中，都有所反映。这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间规模最大的一场论战，是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次深入讨论。通过论战，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强调了革命团体的组织纪律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