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年的时间里,一片土地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足够让一个崭新的国家在千疮百孔中兴起。而对于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同样经历了九十九年岁月的老人也是在激荡中成长起来的。
九十九岁高龄的王盛荣老人于06年在武昌因病去世。这句话意味着一位老人生命的终结。而作为一名老红军战士,他不仅生前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在去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育英还专门来悼念他并慰问他的家属。
如果要问起,他凭什么拥有这样的待遇?在这位老人的身上有着许多的头衔,“第一届中革军委委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他同样有着传奇的经历,当过少先队总队长,打过游击战,从纺纱厂童工到成为海外留学生,警卫员的擦枪走火,让他失去一条腿。是什么让他保持初心,不忘使命?
王盛荣
1926年10月北伐军打到武汉时。王盛荣还只是一个懵懂青年。那时的他不懂得什么是革命精神,也不明白什么是马列主义。但他有一颗上进的心,他很清晰地知道,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为像他这样在纱场打工的底层人民争取利益的。
党吸收了王盛荣这样一个纺纱厂童工参加革命,他参加了伟大的反帝爱国性质的五卅运动。并在罢工斗争中认识了吴德峰同志。在革命军攻占了武汉后,吴德峰同志就担任了市公安局长。而他也介绍王盛荣到湖北省委做交通员。
在这期间,跌跌撞撞的王盛荣幸运地认识了董必武同志。虽然那时的董必武同志是省委领导之一,又是湖北省政府的常务委员,公务繁忙。
董必武
但他是一个关爱后辈的人,即使是在百忙中,他也经常给王盛荣讲解作为交通员严守机密的重要性;也多次教导他要向林祥谦、施洋烈士学习,学习他们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同时鼓励他努力工作。
董必武同志学识渊博,他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人热情诚恳,工作也认真负责。这些优秀的品质给王盛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这样一位革命人也感染了原本对革命一无所知的王盛荣。
在党和董必武同志的悉心教导下,使得王盛荣能够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各种任务。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很多领导同志转入秘密工作,党给王盛荣下达了命令,离开省委机关,专送团中央中央政府、总工会和农讲所等单位的党内公文。
王盛荣正式从地上工作转入了地下工作,而这样危险到曾经的他想也不敢去想的任务,王盛荣也能够顺利完成,他成长为了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交通员。
大革命失败不久,党在汉口三教街召开了“八•七会议”,吴德峰同志指定王盛荣参加这个会议的保卫工作,提出了放暗哨的要求。
当时隐蔽在汉口水塔附近的董必武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特意对王盛荣反复讲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他一切听吴德峰同志的指挥。也要他在会后隐蔽一段时间。董必武同志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令王盛荣感到温暖。
而在结束了一星期的隐蔽后,党又要求他速去上海,然后送去苏联学习。初出茅庐的新革命党人王盛荣又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党决定选送一批革命性强,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准备开展武装斗争。而王盛荣正是其中之一。
1927年8月底王盛荣和陈昌浩一起离开了武汉,到上海,11月在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轮去苏联,同船的还有其他作为革命中坚的同志,甚至于是党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后王盛荣被分配到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学习经历了近三年的艰苦学习生涯,学成返国。
在此期间他又阴差阳错成为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来自于中山大学照例进行的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学生们争论激烈,最终开了十天,二十八人投票,一个摇摆不定,也就有了“二十八个半”。
陈昌浩
而这“二十八个半”是以王明为首的观点相同的党内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最后成为了那些喝过“洋墨水”的教条主义派成员们的代名词,也成为了人们攻击的对象。但王盛荣显然并不是这样一个教条主义者。
他回国后,正值王明这些莫斯科回国的毕业生们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中央为机会主义,他们一伙还拒绝团、党中央分配工作,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会,改组党团中央领导。
尽管王盛荣也是从苏联回国,他坚决与王明等人的错误行为,划清界限,并接受了团中央分配的工作任务。其实事实上童工出身的王盛荣与王明一派并没有什么交情。
王明
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同那些满口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却不了解生活实际的空中楼阁派,原本也是既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又没有感情上的交往。他与这些人从根本上就没有共同语言。即使人们提起他时,会想起这个头衔,事实上与他本人却也不是那么有关。
王盛荣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是穷苦人出身,父亲搬运为业,母亲做筷子补贴家用,他生于贫穷,却不困于贫穷。他没有为贫穷麻木得不敢反抗剥削,也没有在贫穷的生活里沾染上恶习。
正是因为他始终怀揣着希望,才能够从一个纺纱厂的童工成为一名革命者,并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
在苏区的王盛荣是被选为中革军委委员的少先队总队长。在延安的王盛荣是一个“体育明星”。他在苏联留学时,学会了滑冰,他很珍惜这段留学时光,也一直把滑冰鞋带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将王盛荣飞快地从人群中穿过。
王盛荣说:“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够连成一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从延安滑到延长。”延安到延长有160多华里,因此大家不信,说他吹牛。
虽说作为运动健将的王盛荣,也会偶尔跑火车,但他身体好这件事并不是吹牛,也正是这样强壮的体魄,为他的游击战提供了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抗战爆发,烽烟滚滚。国共两党签署了《国共合作宣言》。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矛盾不再是两党之间的,而是国与国之间的生死存亡。南京沦陷后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迁到武汉,需要派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
原本董必武同志点名王盛荣去武汉老家担任“高级联络参谋”。但他和妻子都不喜欢同那些自己融不进去圈子里的人打交道,但是国共合作下,这是难以避免的。他因此认为自己难以胜任这份工作,主动要求上前线。董必武同志只好同意他去河南游击区工作。
1938年1月经过董必武的安排王盛荣和妻子进入了桐柏山和大金山之间的竹沟镇,王盛荣被任命为竹沟游击队政委。那时这一带失散的红军战士不少。
王盛荣将之收容、整训,壮大队伍,还指挥队伍打了一次以少克多的胜仗,伏击歼灭了附近一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千人土匪部队,缴获了300多支枪。
游击队也在这样一步一步的收编中壮大到2000人,不仅没有成为战争中的灰烬,反而被改编成了新四军的第8团。王盛荣也因此担任了豫南特委书记兼8团政委。
成功完成了从一支八十人的小游击队,到两百人的新四军团编部队的转变,让人不得不夸奖王盛荣在军事与部队整合上的才能。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在前,面对即将迎来的胜利,中央决定将东北作为工作重点。正在延安的王盛荣按捺不住,想要去东北参与工作。
虽然主席得知他的想法后认为他还是留在延安更好,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打算,在他的软磨硬泡下,陈云只好同意他的请求。就此离去,辨不清祸福。王盛荣带着80多个干部和一个连离开了延安。
一路上战事频繁,他们边打边走,但王盛荣和自己当时打游击战一样,边打边收编,经过内蒙、绥远、热河、察哈尔到达嫩江时,这支队伍竟然已有了一个旅的兵力,王盛荣担任了政委。这个旅一举攻克了齐齐哈尔,之后他又担任了市委书记兼警备局政委。
王盛荣不喜欢在高官间斡旋,不代表他只懂得打仗。战事稍定,王盛荣就开始了艰苦的战后重建工作,他喜欢亲力亲为,因此经常骑着自行车和摩托车下基层,齐齐哈尔市一些大型工厂能够重建和恢复生产都倾注了王盛荣的心血。
陈云
解放战争打响后,东北局调王盛荣担任第五纵队政委。这时的他意气风发,但他并不知道的是,命运有时就是喜欢和人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玩笑。
一个普通的下午,王盛荣和往常一样正在市委小礼堂为300多名干部作报告,正当他讲到精彩处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王盛荣在枪声中倒下了,可大家都不知道子弹是哪儿来的,面面相觑,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从外面打黑枪,想要进行暗杀活动。
一时间人们惊慌失措,却没想到开枪的竟然是他的警卫员小李。难道说是小李背叛了党组织吗?
后来查明,这把枪是刚从日本关东军手里缴获的,小李爱不释手,时常拿在手里把玩。也因此养成了擦枪的习惯。他非常喜欢利用听报告的时间擦枪。没料到,这一天没有拆弹。子弹在小李拆扳机的时候射出,同时,这颗子弹恰好击中了王盛荣的左腿。
而更糟糕的情况是,正值冬天,王盛荣当时穿着大皮靴,里面是毛的,靴子里碎毛和子弹一起钻进了窗口,即使是冬天,难以全部取出的碎毛还是让伤口化脓了。
王盛荣的妻子赵明珍当时身怀六甲。得知丈夫受了重伤,匆忙赶来,她急得泪如雨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盛荣安慰她说:“命丢不了,顶多丢一条腿吧。”而原本只是一句玩笑话,他却不幸而言中了自己的未来。真的丢了一条腿。
当时兵荒马乱,医疗条件极差,医生好不容易取出了子弹,却因为消炎药急缺,伤口化脓感染,左腿实在保不住。他咬咬牙,说:“王盛荣独脚也能走天下!”于是同意了截肢,无论如何,活着是最重要的。
就在王盛荣住院治疗期间,他的妻子赵明珍生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新生命的降临冲淡了这个家庭遭遇到的悲伤。在受伤后,王盛荣虽然可以拄着拐杖行走,却无法前往野战。他被调到东北局军工部当政委组织生产武器。
许多人都说王盛荣是个幸运的人。即使他断了腿,坐过牢,也没有因为种种意外丢掉性命。而这样的幸运,其实来自于他对于国家的忠诚。无论何时,他的心里始终装着党和国家。有人曾诬陷王盛荣贪污了一笔款项,并上报主席要判他死刑。但主席却不相信。
革命根据地为了支援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地下工作没有经费怎么能行?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筹集了上千两黄金决定派王盛荣带领一个便衣小分队,经香港把黄金运往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
虽然王盛荣担任过交通员,但也是第一次承担这样沉甸甸的任务。王盛荣带领的这支便衣小分队在走出中央根据地的边境后,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一路晓行夜宿,有时上乡间偏僻小径,有时走入人口稠密的都市。他们小心翼翼地迂回前进。
几个月过去了,临行前上级发的路费都用完了,怎么办?有人提议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挪用一点准备送给上海地下党的黄金,但是王胜荣坚决反对。
于是王盛荣带领的便衣小分队一边赶路,一边打工,他们有时在城里当搬运工,有时在农村帮助农民盖房插秧,把微薄的收入当作路费省吃俭用地继续赶路。
当这支便衣小分队到达灯红酒绿的香港时,又有人提议应该拿出点黄金来,让大家去饭馆里美美地吃一餐。王盛荣依然认为要遵守纪律。就这样王盛荣带领的便衣小分队硬是靠着沿途打工糊口把上千两黄金分毫不少地从瑞金运到了上海。
而他的幸运和主席的信任,便来自于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几个人说是给上海送经费都携款逃跑了,就只有他一个人通过封锁线送到了。别人贪污或许可信,王盛荣贪污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因此在查明真相后,王盛荣便得到了释放。
而到了年老后的王盛荣还是会经常看看报纸,看看电视。当他看见报纸上有关贪污腐败的案件时,总会生气地说,“这些人不配活着!”护士说,老头是真生气。别看说话都很不利落了,但关键时刻脑子还不糊涂。
即使是年纪大了,王盛荣也还是会为国家而担忧,担忧着这片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土地。
王盛荣这一生头脑清晰着,他一直都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他同样清楚什么事情适合,什么不适合。他对于党和国家保持着忠诚,对于自己的不幸也能够接受。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也因为王盛荣的高光伟岸和过往贡献,才能够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并且在去世后葬礼上出现2位政治局委员悼念。党和国家,都不会忘了这位赤忱的老人!
王盛荣,1907年出生在武昌区汉阳门外一个贫寒的渔民家庭。1920年到上海入纱厂当童工。1926年加入纺织工会,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了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离休老红军。
曾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引用自头条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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