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盟职业学院小姐微信（不是大明铁骑和闯王义军战斗力不行）

故宫内陈列的清军红衣大炮

明清战役中火炮力量日益重要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画像

明末清初，发迹于白山黑水的满洲八旗（大清前身）快速崛起，并在短短数十年间，先后击败装备精良火器部队的大明官军、骁勇善战的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满洲八旗只是手握原始刀枪的冷兵器、善于骑射罢了，其又是如何出人意外地实现 “一统江山、定鼎中原”这一宏图大业呢？

是明军战斗力不行吗？要知道在蓟辽督师袁崇焕率领下，“关宁铁骑”曾屡屡重创满洲八旗精兵，甚至“宁远大捷”中一炮还差点要了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老命！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战斗力衰退了吗？要知道李自成曾在与明军将领孙传庭的鏖战中击败大名鼎鼎、堪称世界上首支成建制火器部队的“大明神机营”。

原来，在与明军的多次交战教训中，满洲八旗统帅努尔哈赤、皇太极，深知对手火炮的巨大威力，他们“以明为师”，积极引进，革新兵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量制造西洋火炮并装备军队，组建了一支专门的炮队 ——满洲炮兵部队。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支极富传奇色彩、屡立战功的满洲炮兵部队的诞生与存在，积极发挥当时堪称最犀利、最精良武器（红衣大炮）的非凡作用，配合能征善战，骑射出众的满蒙铁骑，使得清军（后金）大大逆转了武器装备落后的劣势困局，不仅快速横扫东北，而且在短短数年间，先后击溃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消灭了南明残余抵抗力量，书写了一段十七世纪令人叹为观止的火炮传奇。

凶猛剽悍的八旗铁骑

满洲炮队

第一部、古代火炮的发展由来

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自7世纪被发明之后，由于其威力巨大，杀伤惊人，很快就被人们应用在战争中。譬如将火药包用抛石机发射出去，就是原始火炮的最早雏形。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不可一世的剽悍金兵南下围攻宋都汴京城，统帅李纲在守城时就用“霹雳炮”（据考证为器械抛射火药包的方法）击退了凶猛敌兵。

十三世纪，蒙古军队从金人和宋人那里学会了使用和制作火器的技术。1274年，元军大举渡江进攻南宋时，曾使用过一种可以燃放的火炮（《新元史・伯颜传》又《张君佐传》）。

1287年，大元王朝平定乃颜叛乱时，使用过火力更强的炮（《元史・李庭传》）。 近年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发现的铜銃上铸有八思巴文“大德二年（1298年）”铭记，应为目前世界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一门铜火炮。

15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火炮制造技术得以迅速发展，欧洲火器也传入中国，影响较大的有佛郎机锍，鸟铳和红夷炮。

红夷炮于明末引入国内。天启元年（1621年）、二年（1622年）明朝先后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购进新型大炮。这种红夷大炮是葡萄牙人仿制荷兰大炮而成，它射程远，命中率高，杀伤力大，附有瞄准器，配有炮车，重型的自重可达2500千克，施放实心铁弹。明政府引进这种大炮后，积极模仿制造，以配备给边防部队。

当时明与后金（清）都大力仿造这种火炮，因清人讳“夷”，改称“红衣炮”、抑或是“红衣大炮”。

用抛石机发射火药包

北宋东京保卫战

十五世纪的欧洲火炮

明军火炮

澳门城墙上的火炮

第二部、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明为师”，积极引进火炮制造技术，革新军备

一生戎马生涯长达44年的后金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乃是一位高瞻远瞩、注重兵器革新的杰出军事家。

努尔哈赤在与明军交战中，多次遭遇明军火力阻击，深知火器的厉害，欲破城垒“非炮不克”。

努尔哈赤除及时将缴获明军的大批枪炮弹药武装八旗外，还命令归顺的汉军官兵“准备”一定数量的火炮，以加强攻坚力量，并演练出新式战法。据徐光启《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记载，努尔哈赤攻城时，先用大型火铳在百步外专打城墙，然后再乘机用云梯等攻城器械进行攻击。而野战时总会部署大大小小各种火器为先锋，阵型整齐的冲过来，没有必中的把握就不发射。

而宁远大败，则让（清太宗）皇太极痛定思痛，组建了成规模、成建制的满洲炮队。

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精锐铁骑六万人围攻明之边卫重镇宁远，调兵遣将，来势汹汹，志在必得。

然而，明军守将袁崇焕用红夷大炮密集轰击八旗骑兵，辅以飞火球、火药罐等，“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袁崇焕传》）。后金军被迫溃退，努尔哈赤本人也在战役中负伤，不久即郁闷而终。

第二年（1627）年，继任者皇太极以打着复仇杀敌的旗号，亲率八旗大军再攻宁远和锦州，但亦因无法抵御明军的猛烈炮火而铩羽败归。

宁远之战

宁远之战示意图

明军在发射火器炮弹

清太宗皇太极画像

一代名将袁崇焕画像

惨痛的战争教训，让皇太极等清军将领不由得认真反思感悟：自己的失利，主要是由于武器不如人，明军“倚仗大炮，死守城池，以图幸免，除此无他计耳”。他还深刻地认识到，如不能在火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许多明朝的关山要塞根部无法逾越，更不要说实现入主中原的宏图霸业了。

皇太极痛定思痛，下决心仿制红夷大炮及诸式枪炮（由于满人讳用“夷”字，其文件多改称“红衣大炮”）。

据《清太宗实录》等史料查考，皇太极是在败归之后便立即着手仿制火炮的，因为后金国最早使用炮队作战是在明崇祯二年（公元1630年），翌年即正式宣布制成重型大炮。因为从集匠、备料、治炼、做模、铸炮、制弹、训练施放技术等，起码要用两三年的时间。

从天聪元年宁锦败归到天聪七年，是后金在军队装备上至为关键性的转型期，即从火力对比上的劣势转变为相对优势，从战略战役上的被动地位转变为相对主动。从天聪二年、三年开始造炮，四年、五年开始用炮，到七年便组成相当规模的炮队，并以之作为八旗兵主力之一。

史载：

（天聪五年正月壬午）造红衣大炮成，镌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日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清太宗实录》）。

在短短数年之间，皇太极通过引进技术和人才以仿造火器，收缴敌炮和大胆使用敌方炮兵的办法，已经卓有成效地将八旗部队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大大提省。到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十月，他在沈阳大阅部队，已经能够在八旗军伍之前，“设红衣炮三十位及各种大小炮队伍”，并且命令炮军“声炮对战”，以此作为演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时的满洲八旗均已轻重炮俱备，可以初步实行骑、步、弓、枪、炮兵协同作战。

以满洲炮兵支持八旗铁骑，组成新的阵法和进攻序列，可谓是皇太极战争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新的指挥构想。“八旗士卒齐列炮冲击，俟炮将尽，八旗蒙古兵进攻” （《清太宗实录》）。

双方军力的快速逆转，使得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在东北战场上，只能依赖西洋火炮苟延残喘，勉强抵御满洲的蚕食和侵扰。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满洲人迅速从大明的降兵降将中掌握了火炮技术，组建了炮兵部队。连当时为明朝输入火炮技术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也为之惊呼道：“我之奇技，悉为彼有！”

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60年代的六十余年间，后金及清军已由使用传统刀剑等冷兵器，发展成为一支配备较大杀伤力的火炮与枪支等热兵器的混合兵种，成为岌岌可危大明王朝的催命克星与起义农民军的征战劲敌。

汤若望画像

城墙上的古代铁炮

明清铁炮

第三部、火炮铁蹄，横扫东北，征服中原，消灭南明，统一全境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之后，后金（清）的八旗铁骑多次在红衣大炮的轰鸣声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据清宫档案记载，在清将领的奏疏和皇太极的谕旨中，都前所未有着重提到了“红衣大炮”为代表的火炮作战问题，并将其放在重要的战力和装备的位置之上。

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开始的一系列攻明战争中，清军都充分部署和使用了炮兵，甚至掌握了一些体现近代炮兵的战术要领、指挥技巧。

譬如，清军将领知道可以携火炮的巨大威力“不战迫降”；明白集中炮火攻击对方的城防要害；懂得在炮兵作战取得绝对把握时，才使用步兵登城……

公元1641年五月至1642年四月，八旗清军在满洲炮队的强大火力掩护下，先后组织了攻克塔山、杏山、松山、锦州四大战役，歼灭明军13万人，生擒大明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及辖下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十余人；再次迫降祖大寿；击溃吴三桂等号称六总兵的援军，取得了空前的重大胜利，形成了对明帝国作战的摧枯拉朽之势。

在各战役中，清军前敌将帅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阿达礼、多铎等都一再奏报使用炮兵得手的情况。

（崇德六年五月）以红衣炮攻锦州（《清史稿》卷3太宗本纪二》）。

（崇徳七年四月十ニ日）以用红衣炮攻明塔山城捷音，内秘书院学士额色黑奏报圣汗曰：“和硕郑亲王、多罗睿亲王、肃郡王，钦遵上谕，率右翼将士及两翼巴雅喇官兵、汉军将士，载火器至塔山城西，列红衣炮，初八日始发炮，至初九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我兵由崩处登城。”

在包围了杏山城，尚未发动总攻击时，皇太极又亲自下谕给前线将帅，具体指示，应选择什么时机使用炮击，又应如何进行炮击，炮、步兵如何配合：

将此敕谕晓示城内（接，指皇太极谕杏山官属兵丁招降敕谕），再以善言招抚之，来降则已，否则听在彼诸王，相机而行。若城可击，用红衣炮击之，倘一举炮，彼即归顺，不得加害。举炮时，不可击城上女墙，当击城之中间，俟十分颓坏，方令我兵登进，其小有破坏处，母妄令登进。

在清军史无前例、凶猛凌厉炮火攻击之下，关外守城明军纷纷缴械投降，而明军配备的大量火器、枪炮弹药转瞬间也成了清军的战利品和囊中之物。

下为济尔哈朗、多尔衮等人向皇太极奏报的两份俘获物品清单：

塔山之役，计缴获“红衣炮子八十发，将军炮二百九十五发，把子总地子二千发，小炮鸟枪子弹九金斗，大红衣炮一位，发贡炮二位，大小将军炮四百九位，佛朗机炮三十七位，把子总三位，三眼枪十一位，单眼枪四杆，大小炮四百六十五位，火药一窖又一百瓶，硝磺五十筐，火药坛六个”。

杏山一役，计缴获“红衣炮二位，大将军炮六位，二等将军地一百二十二位，行营炮一百八十二位，佛朗机炮六十五位，班绰嘴炮三位，三眼枪三百九十杆，单眼枪八十三杆，火药三万八千五百斤，硝一万斤，黄药三千斤，红衣炮子五百三十发，将军炮子三百发，子弹一石四斤斗，弹铅五千五百斤”。

大量品种齐全、装备充足的明军枪炮弹药几乎未发挥作用，就成为清军反受攻击的利器，这不仅折射出明军战略指挥的一系列重大失误和军政的腐朽腐败，而且也使明清对峙优劣之势相当明朗，清军入关已是定局，大明王朝的覆亡已是厄运难逃，时间问题。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明清对峙形势出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一方面，李自成的义军攻陷北京，大顺政权建立，另一方面明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大明中央政权宣告灭亡。清朝统治集团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令多尔衮以最快速度进逼关内。

恰逢此时，明平西伯、三海关总兵吴三桂哀求清军发兵共同镇压农民军，以报“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国仇家恨”。

清军前锋统帅多尔衮得书大喜，当日发布命令，“命汉军赍红衣炮，进发山海关大路”。四月二十四日，清、吴联军在山海关击溃农民军二十余万，多尔衮向顺治帝奏报“臣仰借上天眷佑，皇上洪福，亲率大军，与吴三桂总兵马、步红衣炮直捣燕京”。

清军大举入关后，在真定、潞安、太原、西安、扬州、淮安、大同、南昌等重大战役中，满洲炮兵的红衣大炮，几乎都发挥了炮兵配合作战的作用，甚至在一些战役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北京景山

李自成塑像

山海关

张献忠的“永昌大元帅印”

换言之，八旗铁骑在红衣大炮的有力助攻之下，对农民义军和南明残余势力进行了迅速有效的平息镇压。

例如1644年10月，在进攻太原城时，据前线固山真叶臣的战报：“臣等前往太原府，太原府陈有福统辖流贼占之八府，我军至后，派员招降，然贼不从，遂以红衣炮攻之，于十月初三日破之。城上贼兵，皆被我登城兵一杀而尽……太原府五州二十县皆降”（《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天聪朝、崇德朝》）。

1644年底，豫亲王多铎亲率大军进逼潼关，闯王李自成的主力在此坚守，多铎遂于距潼关二十里处立营，等候援军大炮，从顺治元年年底直等到顺治二年元月初九日，清军红衣炮至，“本日炮攻潼关”（《清史编年》卷一）。正因多铎稳扎稳打，不作浪战，坚持等到红衣大炮运到前线，才发动攻击，因此一举攻占潼关重镇，迫使李自成还兵西安。

在对付南明的抵抗方面，清军亦挟大炮以进军，参用炮火以取胜，特别在江南水域，满洲骑兵难以驰骋追杀，满洲炮队的红衣大炮的威力日益显现。

顺治二年（1645）三月二日，清大军包围扬州，抗清名将史可法拒降死守，清军围而不攻，原因就是“大炮未至”，清军足足等了四天，把红衣炮从泗州运抵扬州城下。三月二十四日，清军开始试炮，炮弹“飞至郡堂，弹重十斤四两，满城惶悚”，结果，一天后，扬州城遂失守。史可法殉难，扬州城被屠城（《明季稗史初编》）。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元月二十七日，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金在南昌举兵叛清，擒杀清的巡抚、巡按等多人，引起清廷极大震动。

多尔衮决定以武力剿平，经过双方一年多的拉锯战斗，不分胜负。清将谭泰奏请增拨大炮，得到多尔衮准奏。到顺治六年元月十九日，红衣大炮运达，清军急攻南昌。本日午时城破，金声桓自投于城之东湖，王得仁突围被擒杀，其余各将或巷战死，或被俘不屈死（《清史编年》卷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军入关后，之所以能迅速击溃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抵抗力量，缔造大清王朝，无疑是伴随着红衣大炮的轰鸣声中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逐鹿中原，实现大统，一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的满洲炮兵部队功不可没。

清代红衣大炮

关城上的红衣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