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大学（瞿秋白留守苏区的事实真相）

文/曹春荣

瞿秋白

导读：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并且于八七会议后至中共六大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至六届四中全会时，两度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负责人）。由于历史的种种误会，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多里所经历的、调离上海与留守苏区乃至英勇就义的过程，就因此弄得面目不清、是非颠倒。他的境遇、经历往往被人误读乃至曲解。本文意在通过史实说话，还原事情的真相。

红军长征时“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其中就有瞿秋白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党、政、军、群中枢机关等8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突围，即长征。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会昌、于都、长汀等几个县，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据此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周密布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仍保存了一套架子，并因此留下了一批干部。在中央一级，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留守及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留下了一批红军和地方武装，作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给留下的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周边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野战军反攻，收复敌占区，重建苏区。为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就需要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并熟悉某方面工作，在当地又有密切联系并对地方有相当了解的高级干部留下。

因而，中共中央留下了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梁柏台、何叔衡、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分别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

瞿秋白“不得不留”的原因

那么，当时瞿秋白是否就是因为博古或博古们的忌恨、迫害而“不得不留”？他留在苏区有正当理由吗？

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的相关回忆。他说：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 （即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由总政治部决定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长汀县水口镇小径村被俘。图为小径村

引文中提到的中央组织局，相当于后来的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和陈云。作为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他的回忆具有权威性。这个回忆确切地说明了长征前夕，干部的去留是依据什么原则、走什么程序决定的。

前面已说到，当时干部的去留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需要。对瞿秋白的留下，也应当这么看。

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任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这些职务跟他此前担任的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艺术局负责人、《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苏维埃大学校长等职务，以及他一向具有的理论、宣传特长是吻合的、相称的。尤其是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中共中央除部署中央政府办事处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还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能担当此重任的，自然首推瞿秋白。

事实证明，瞿秋白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放胆靠近、“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和博古选择瞿秋白留下，是出以公心，也是对头的。

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及医疗困难。就连当时身体不错，“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的董必武，事后也坦率承认：“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25000里的路程，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

”留下瞿秋白只是权宜之计，“原要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对年近花甲的何叔衡的安排，也和瞿秋白一样，打算最终让他和瞿秋白一起“潜入上海”。这个细节，也是由朱德在1937年春对史沫特莱披露的。此外，项英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这也证实了朱德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有人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例说，既然博古能安排他们坐在担架上走完长征，为什么不能同样安排瞿秋白坐担架长征呢？这不是博古有意“抛下”他不管，而任其死去吗？殊不知各人情况不一样，不好简单类比。

若以毛、王论，其一，毛泽东一向被说成是博古的头号打击、排挤对象，而王稼祥也在此前已与博古发生分歧。博古却不管这些，依然让他们享受特别照顾，参加长征。这不正好说明博古在高级干部去留问题上，没有搞宗派主义吗？

其二，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且在红一方面军中有着极深而广的人脉关系；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作为红军长征最高领导、指挥机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和王稼祥自应被抬着去长征。而瞿秋白没有这种必要性，有另外的重要工作等着他去做。

其三，毛泽东往往因为焦虑、气不顺和劳顿过度而生病，病情相对和缓平稳；王稼祥主要是枪伤及肠，病情也相对平稳。而瞿秋白的肺病则凶险得多，因此他身上随时带着青霉素应急。像瞿秋白这么一个病人，谁能打包票说他一样能安全坐担架走完长征？

最后，瞿秋白在得知自己被留下时的反应，尤其是他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而积极以至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时的出色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否定了他被抛弃的说法。

在瑞金和瞿秋白是“挚友重逢”的吴黎平，长征前夕曾请秋白到他家吃饭。其时瞿秋白已经知道自己被留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对曾经朝夕相处而今一旦分别的战友、同志，不免有很浓的离情别绪。然而，这情绪加酒劲并没有使他消沉。

吴黎平回忆：“他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同志们可以相信，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但为党为革命之心，始终不渝。”

瞿秋白的这番表白，无疑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同时也应视为他对自己被留下坚持斗争的理解和自觉执行。这既有他的一贯言行实践可以作证，更有他此后的斗争业绩和风范可以说明。

瞿秋白等英勇就义，博古不得不说了违心的话

1935年2月11日晚，瞿秋白同邓子恢、何叔衡等人化好装，离开瑞金向赣闽交界处的四都山区转移，不料竟被敌人捕获。瞿秋白被俘后，敌人曾用尽手段对他“软化”，企图让他“归顺”。但他坚贞不屈，不屑卖身投敌，最后遭敌毒手，英勇就义于长汀罗汉岭。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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