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大学校鸡的暗号（一名地下工作者的回忆）

在影视剧中，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搞情报、对暗号，时刻与敌人周旋。那么，现实中的地下工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庙会上的小饭铺

八路军地下情报人员孙书田，从1939年开始，利用地方商会的掩护接近日军，获取了大量情报。他回忆中的地下工作，才是真正的平凡又暗藏杀机。

1923年10月22日，孙书田出生于河北省保定雄县南关西后街。家里不仅种地，还在街上开了一家小饭铺，和大多数的贫困农民相比，孙家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孙书田是家里的独子，自然备受宠爱，寄予厚望。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孙书田高小还没毕业，此时学校停课，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控诉日军侵略。从那时候开始，孙书田就不再读书了。不读书，就只能在家里的小饭铺帮忙。

民国时期，到处都有“小饭铺”。饭铺比饭馆的档次更低，相当于路边摊，因为价钱实惠，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所以各种顾客都有。

孙书田第一次接触到“地下工作”，就和自家的小饭铺有关系。当时，有个文安县石桥村的中年人常来县城，孙书田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来打探日军情报的。这人姓吕，因为经常接触，就和孙书田一家熟悉了。后来，他找了个媒人，说愿意把闺女嫁给孙书田。双方父母都觉得合适，就订了婚约。

孙书田的这个未婚妻名叫吕小庄，没过多久，吕小庄的爹就被日本人抓了起来，沉到冰窟窿里淹死了。吕小庄的娘一年前就病死了，这孩子没有办法，就带着小弟弟来到雄县，投奔了孙书田家。

1937年秋，孙书田加入了“华北民众自卫军”。

民众奋起抗日

当时，国民党29军被日军击溃后，53军也被调来了。但是，还没有和日军大规模正面接触，53军就奉命撤走了。当时，53军里有个叫江东升的排长不愿意撤退，带着一百多人留了下来，在雄县附近抗击日军。很多年轻人受到感染，报名参加了华北民众自卫军。

按照孙书田的回忆，当时老百姓恨日本人，都支持孩子去参军。孙书田虽然是家里的独子，但父母和亲友都支持他上阵杀敌，刚完婚的妻子吕小庄，虽然十分不舍得，还是赶制出了衣服鞋子等东西，送丈夫上了前线。

孙书田那时候才十五六岁，年龄小，就被安排到连部当勤务兵。1938年秋，孙书田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包围，双方激烈作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真刀真枪的战斗。孙书田回忆说：“在战斗时内心还是有些胆怯，但国仇家恨促使我拿起武器、鼓起勇气奋勇杀敌！”

这次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死大量的日军。日军没多久就调集了大批队伍进行扫荡，华北民众自卫军寡不敌众，部队完全被打散了。一部分人转移到安新县的白洋淀继续战斗，另一部分人则直接回家了。

孙书田找不到队伍，就回家了。1939年秋的一天，孙书田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人名叫马文彬，是孙书田以前的同学。两人畅聊一番，马文彬主动给孙书田介绍了一个工作，到雄县商会干活。

没过多久，孙书田就知道了这个同学的真实身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马文彬的安排下，孙书田也开始了地下工作。当时都是单线联系，孙书田的上线是马文彬，两个下线分别是王福安和高小林。一般情况下，孙书田弄到情报后，就让两个下线往不同的方向送走。

和影视剧不一样，孙书田的情报工作显得不太“专业”。

进入保定的日军

影视剧中，地下工作者身怀绝技，偷偷潜入敌人办公室窃取情报，对外联系还要使用暗号。但孙书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他的两个下线也是普通百姓，所以联系的时候连暗号都不用。

一般情况下，孙书田得到情报后，就写在纸条上，到西后街的牌局那里，偷偷交给王福安和高小林，他们藏在身上送出去。

孙书田是怎么得到情报的呢？原来，驻扎在县城的日军，特别喜欢让商会帮他们办事。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商会有钱，而且办事效率高。比如，日军需要购买一些蔬菜和杂物，就直接让商会派人去办。

孙书田在商会跑腿，常常到日军大院的厨房里，拿到他们的采购单，第二天再把要买的东西送过去。时间一长，就和里面的日本兵熟悉了，孙书田还经常买一点香烟和糕点，送给日本人。后来，日本人还在驻地大院外面的街上，开了一家日本料理馆。周末的时候，日本兵都在里面喝酒，孙书田经常去帮忙办点小事。

总之，关系越熟悉，孙书田进出就越方便。除了搞情报，还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有一段时间雄县有一种流行病，病人忽冷忽热，很难治好。孙书田和日本军医也比较熟悉，那段时间就想办法套近乎，最后还真的从日本人那里弄来了不少药物，控制住了疾病的蔓延。

孙书田主要弄什么情报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日军驻地的情况，从而得知日军的一系列行动。这样既能避免八路军和老百姓受损失，也能让八路军针对性的制定计划，找机会消灭日军队伍。

因为经常出入日军大院，孙书田逐渐摸到了很多规律。比如，日军平时训练并不多，但是武器装备很好，有步枪、机枪和小炮，士兵可以随时集合，出发作战。

孙书田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那就是日军饭堂里挂着的小木牌。日本兵的生活比较规律，饭堂里每天都会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每个屋子有多少人，这样厨房就能做出足够的饭菜。孙书田经常去送菜，往饭堂里一瞅，就知道了这一天有多少日本兵，一旦人数变化，就知道有行动了。

孙书田的行动，也有比较危险的时候。

日本兵盘问中国人

日军驻扎的大院，大门外有一个岗亭，大门里面还有一个卫兵室，中间其实就隔着一个大门。每到傍晚，门外岗亭的哨兵就会回到里面，把大门关上。但是，里面卫兵室日夜都有一个班的人轮流值班。

孙书田经常拿着一些传单，趁着傍晚街上人少，悄悄来到日军大院的门口，把传单塞进岗亭里。第二天站岗的日军进了岗亭，第一时间就会发现传单。这件事看着简单，但风险很大，因为只隔着一道木门，里面就是一个班的日本兵，随时可能被发现。孙书田就这么塞传单四五年时间，实在是很有勇气。

还有一次，更加危险。那是日本投降前不久，雄县的日本兵不知道为什么，行动非常频繁，孙书田很担心，于是加紧了情报的传送。

有一天，孙书田忽然看到日本兵正在全副武装做准备，他意识到一定有大行动，必须赶紧通知我们的部队。时间太紧张，来不及回去写条子了，孙书田直接跑到了西后街。下线王福安平时没什么事，就在西后街打牌等消息。

这一天，孙书田跑过来时，看到王福安在和别人打牌，兴致正浓。孙书田就把王福安叫出来，告诉他日本兵准备出动了，赶紧去告诉咱们的部队。王福安可能是舍不得牌局，让孙书田再次探查一下，摸清日军的目的地之后，再送情报。

孙书田无奈，只能暂时回去了。当晚，日军队伍出去了一会儿，很快就回来了，到第二天早上，日军又出去了，这次也是很快就回来了。孙书田以为没什么大事，但一打听才知道，日本兵这一次的行动，就是抓王福安。

原来，那天晚上，王福安在别人家通宵打牌，日本兵到他家扑了个空。第二天早上，日本兵又去抓人，还是扑了个空，就把他的嫂子一顿毒打。实在被打得受不了，王福安的嫂子就带着日本人，来到了打牌的地方，王福安就这么被抓了回来。

王福安被抓，孙书田也就危险了。

进入保定的日军

因为是单线联系，王福安只知道自己的上级孙书田，日本人一旦用刑，他就有可能招供。所以，孙书田目前十分危险，按照常理来说，他应该立刻撤离。不过，孙书田决定暂时不离开，看看情况再说。

日本人抓王福安，可能是有人告密，也可能仅仅是怀疑他有问题。幸运的是，日本人抓了王福安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审问他，而是关进了牢房。

牢房就在日军大院前面的岗楼地下一层，平时就关着很多人。这些犯人每天的饮食，都由商会负责，平时商会都是安排别人去送饭，牢房里每人一个窝头，两片咸菜和一碗白开水。

孙书田不顾危险，主动要求送一次饭。看守牢房的日本兵也见过孙书田，放松了警惕，孙书田趁机把王福安叫到跟前，小声说：“兄弟你顶住了，我现在就去想办法！”王福安也是好样的，之后一直没有透露任何情报。

孙书田每天还是正常去商会，正常帮着日本人跑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这时候脑袋是在腰带上别着，我随时可能被日本人抓走。”但孙书田没想到，半个多月后，日本就宣布投降了，县城的日军一片混乱，王福安竟然趁机逃了出来……

日军走了以后，孙书田又有了新任务，他被安排潜入伪“保安团”，继续开展地下工作。没多久，孙书田被编入了国民党第66军，派到北平接受训练。直到1949年，孙书田参加了北平和平起义。后来，他领了一张和平起义证，回家务农了。

和电影相比，孙书田的经历好像不太精彩。但是，真实的地下工作，没有电影里那么刺激。大多数时候，地下工作者都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过着“平凡”的生活，尽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表面普普通通，甚至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工作，地下工作者却要冒着极大的危险。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哪怕从未开过一枪，从未亲手杀死一个敌人，也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