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诡异的光题目（从）

前几天我给孩子讲王安石的《元日》，说到这首诗除了描绘春节时除旧迎新的欢乐景象之外，还包含着作者对变法的美好憧憬。当时新法刚开始实施，王安石期待着变法能像春风一样，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新的气象。

不料孩子突然抛出一个问题：“你又不是王安石，怎么知道他在写这首诗时，不是单纯地描写春节的景象呢？你能不能穿越回去问问他，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

顿时我脑中闪过一个梗，就是前两年在网上传播得很火的“诡异的光”。那是2017年高考的浙江语文卷，其中有一道现代文阅读题，作者在文章结尾写到一条早已死去的草鱼“眼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这“诡异的光”指的是什么呢？考试结束后，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考生们纷纷来到作者的微博上讨要标准答案，结果作者无奈地说：“标准答案没出来，我怎么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我哪里知道结尾有什么意义？”

于是网络上哗声一片，各种段子层出不穷，“作者不会作自己文章出的阅读题”、“高考阅读打败原作者”、“十年寒窗，败给一条草鱼”，大伙纷纷吐槽出题老师，继尔指责整个语文的教育方针和决策。

作者应该知道答案吗

人们跑到作者的微博上去索取正确答案，是因为他们认为作者对他的作品具有权威的、正确的解释权。但是他们往往没有认识到一点，一部作品完成之后，就已经和它的作者无关了，怎样解读它是读者的事情。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太合理，难道我自己写的文字，自己都无权解释，只能任由他人解读？别人怎么能理解我要讲的东西？解读出的信息和我的原意相悖怎么办？

但是这里面有问题。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除了下意识表达的内容之外，还会有一些无意识的东西体现在文本中。既然是无意识的，那么作者自然不会察觉，需要解读者通过分析文本的方式，将其还原出来。其次文本自身也有其独立的意义，比如曹禺就认为评论家解读《雷雨》就比他创作时的理念要宽广且深刻得多，而这些解读也正是基于《雷雨》的文本而得出的。

如果我们把作品的解释权还给作者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文学批评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作者写完作品后接着写一篇创作感言，大家拿着它去对照作品解读就可以了。其次对于一些已经死去的作者，谁来替他写这个创作感言？我们又怎么能够得知作者的创作意图呢？

因此现代文学批评通常将作者和作品分离，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甚至提出了“作者已死”的概念，他认为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对其就不再拥有话语权，也不能干涉读者的理解，可以认为是这个作者从现在已经死了。无论是“作者已死”还是“新批评派”都强调作品的意义独立于作者，解读者在做出分析时要采用与文本直接对话的阅读方法，这也是近年来西方文论的主流观点。

古诗阅读理解的不同之处

尽管存在着争议，这种将文本与作者分离的解读方法依然主宰着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界。但是这种方法却并不太适合于解读中国古诗。众所周知，我们在解读古诗词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以及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结合诗人的行文风格特点来综合考量，作者存在的意义显得无比重要。

这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古代诗歌除了抒情之外还具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诗是言志的。如此一来作者和其作品的关系便密不可分，我们通常把形容一个诗人“诗如其人”看作是对他的极大褒扬，这意味着一个成功诗人的作品往往带有其鲜明的个人烙印。另外西方现代文论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小说和戏剧，而古诗与之相比较，并不依靠情节的推进来展现其内容，而是借助于意象来表达情感。这些意象有些很明确（比如柳、明月等），还有些飘忽不定，在不同的语境中容易带来误解，因此对作者的解读成为解读古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我们读《秋兴八首》时若不结合杜甫的人生经历就无法体会其深邃的内涵。总而言之，我们在研究中国古诗的时候，其出发点是作者，以至于在解读其作品时，往往关心的是该作品是否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和情感。

这里也有矛盾的地方，中国古诗有一个特点是含蓄，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语言无法到达的地方会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诗歌除了是作者的舞台之外，还要给读者留有一定的空间。如果作者将所有的空间占满，那么它就很难在读者中获得共鸣。但是我们深入去探究这个问题时，会发现作者用文字编织了一张网，读者所能够占据的空间实际上受限于诗中的语境。如果我们做不同角度的解读，往往需要脱开这张网。拿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和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举例，在脱离了诗中的语境之后，这两句诗也被后人赋予了新的意义。

回到王安石的《元日》上来，仅从文本中自然无法得出诗中有描写变法的意思，但结合王安石的个人经历和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地点，则可以给出这个结论。

现代文阅读的坑

至此我们可以说，在解读中国古诗时，必须要考虑作者的因素，而在现代文阅读试题中，则只需要面对文本，如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作者回答不了自己文章的阅读题了。让我们再回到阅读理解上来，看看让无数考生头疼的阅读理解究竟奇葩在哪里。

我们的学生平时做阅读题，其实是一种对文本的解读能力的训练，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不仅要阅读，还需要做题和考试，这就成为了一个难点。如果我们的学生进入大学的中文系，那么在文学文本解读课上，老师首先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文本解读没有标准答案，老师并不关心你的答案是什么，而是要问你是基于什么原因和条件得出这个答案的。这就和我们整个中学阶段的认知相悖，中学时做阅读理解，不仅有标准答案，更有一个标准的套路。无论是“由表及里加手法”还是“人物、环境、情节、手法加主题”，或是“内容、结构、手法加效果”，这样一个个的套路式的“阅读公式”引领我们接近标准答案，是做阅读理解题的不二法宝。

阅读是很个人的事情，“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通过不同角度和立场来解读文学作品，也是文学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既然是考试，就必须要有一个标准，高考的作用就是通过标准化的手段来维持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因此我们不需要个性化的解答，这会使得答案在标准线之外，令阅卷者难以评判。我们在考试时不仅要看文本中所表达的意思，还要揣摩出题人的思路，即要弄清楚这一题究竟是想考我们什么的？我们需要明白，考试中的阅读理解并不等同于个人的阅读理解，这好比是在一个迷宫的中间设置了一些机关，必须要破解所有的机关走出迷宫才能胜利，你拿个大锤子一路砸出豁口，即使可以直达文心，也并不能帮助你得分。

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假如相亲时对方问你小区停车费贵不贵，你若是从物业收费的合理合法性一直谈到共享经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哪怕像华尔街的分析师一样精彩绝纶、头头是道，在对方心里也未必能够得分。

虽然阅读公式是一个好方法，但过于依赖它会让我们放弃了一部分探究性的思考，多少有点急功近利的感觉。“诡异的光”之所以难倒了一批的考生，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对文章中生活环境的理解，没有经历过贫穷的学子们难以想象出这样一个由于穷困而失学的窘境和一顿鱼汤带来的美味。我们自然不能要求考生们都去过一回贫困的生活去完善自身的人生体验，但这也暴露出功利性阅读的不足，有些体验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获得。为了阅读而阅读，在宽度和深度方面都是有问题的。

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强调语文高考改革，温儒敏甚至说出了“高考语文要让15%的考生做不完试卷” “那种思辨性，那么复杂，那种扩展，就是你想不到的，对女生特别不利”这样的话。这是否意味着以后高考阅读题的方向会远离公式化和套路化，转向文学赏析呢？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无疑对老师们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对出题者和阅卷者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