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灵通学校（74年朱琦去世10天后）

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期望和平的愿望，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对解放区发起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英勇展开自卫，自此，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

在这一背景下，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力量正式改称人民解放军，朱德任总司令。自1930年朱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开始，他便一直是全军的总司令，“朱总司令”“朱老总”这些都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他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灵魂人物，这个身份深深地镌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一提起骁勇善战的将帅，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彭德怀、粟裕等，而朱老总给人的第一印象更偏向于仁厚宽和。

但朱德担任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是众望所归的，正是因为毛主席和朱德的默契配合，人们才一度将红军称为“朱毛红军”，就连毛主席都曾说：“没有朱， 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从这句话中足以窥见朱德总司令在红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毫不夸张地说，从南昌起义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朱德都做出了至关重要且正确的选择，尽管他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却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着谦逊宽厚的态度。他曾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重要大会上说：

“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 很多人就说是我的功劳, 我就知道他们是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 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 我不应该去夸大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用这句话来描述朱老总是最为妥当不过的了。

朱德戎马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但在家庭方面，朱德却有着一生的伤痛。他一生有过6段婚姻，但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对儿女的亏欠让他始终存在一份内疚之心，尤其是儿子英年早逝让他备受打击。

朱琦幼年丧母，历经坎坷回到朱德身边

1912年，26岁的朱德正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担任教官，在这里，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萧菊芳，萧菊芳当时是昆明师范学院的一名进步学生，自小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不仅有学识，更鄙视旧时代的一些陋习。

两人相识后，互相产生了好感，没过多久便在昆明结为连理，婚后，萧菊芳继续在学校完成学业，朱德则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尽管当时的朱德是可以借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购置房产的，但他却拒绝这样做，只在周末时与自己的新婚妻子相聚，在谈及与萧菊芳的婚姻时，朱德曾这样明确表示：“我和萧菊芳的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朱德在讲武堂的四年时间里，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但作为一名军人，朱德不得不南征北战，履行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和使命。1916年，随着袁世凯复辟，朱德随蔡锷将军驻扎泸州，当时，萧菊芳已经怀有身孕，为了安心养胎，朱德原计划把她留在昆明。

但萧菊芳却毅然随丈夫前往泸州，并在泸州租下了一个破旧的小屋，继续与朱德住在一起。9月，他们的孩子终于来了人世间，在这间小屋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朱德看着自己怀中的小孩，突然发现在他的右耳旁边有一根极细的“栓马柱”，于是，他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叫“保柱”。

原本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处处弥漫着温馨幸福的味道，但意外却突然降临，萧菊芳在生下孩子没多久后就因身患重病逝世，留下了还不到三岁的朱琦和忙于战事的丈夫。

萧菊芳病逝后，朱德白天为战事四处奔波劳累，晚上回到家后又要哄着孩子玩耍、睡觉，繁忙的日常逐渐让他的身体吃不消了，保柱需要有人照顾。于是，在战友的介绍下，朱德认识了一个进步学生陈玉珍，两人在见面后互生好感，陈玉珍也将朱琦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般对待，就这样，两人再次组建了家庭。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遇到温柔体贴的妻子无疑是朱德的幸运，但他深知自己不能沉浸在这温柔乡里，投身革命、为国慷慨赴死才是他的宿命，于是，没过几年，朱德再次告别妻儿，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此后，朱德忙于革命事业，始终没能再回去过，儿子朱琦在继母陈玉珍的精心养育下，逐渐长大，尽管朱德缺席了儿子的成长，但他常常给家中寄去信件，父子俩都在期盼着见面的一天。

但天不遂人愿，为扩充兵力，国民党抓起了壮丁，原本定下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役、老人亦免”，但到了执行之际，手下人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根本不管不顾，就这样，朱琦也被国民党士兵抓走了。

陈玉珍知道朱琦被抓走充军已成定数，离别前，她只能千叮咛万嘱咐：“孩子，无论去了哪里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跟他们说你是朱德的儿子，尤其是国民党的人更不能……”

朱琦被国民党带走一事，朱德对此并不知情。直到1937年8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一行人前往南京参加国防工作会议途中，辗转西安停留之际，朱德恰好听说“云南王”龙云也在西安，龙云与朱德、叶剑英同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尽管有“云南王”之称，但他也始终怀揣对祖国的热爱，积极抗日，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几位老同学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聊天过程中，龙云悄悄向朱德透露：朱琦在自己的队伍里，但具体是哪支他尚不清楚。

原来，朱琦被国民党抓走后，被分配到了云南，消息灵通的龙云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个他。一听儿子在龙云部队里当兵，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儿子的朱德十分高兴，但由于当时自己身负重任，没能及时去找儿子。

后来，在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亲自安排中共地下党工作者赶赴云南，根据龙云提供的线索寻找朱琦下落。

几天后，一个与自己有着几分相似的青年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眼前，朱德缓缓走上前去，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朱琦的右耳。

“栓马柱，是栓马柱！”朱德在摸到那抹胎记时，眼泪情不自禁便掉了下来，他呢喃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保柱！”

朱琦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边哭边扑进了父亲的怀抱。离别了数十年的父子俩终于见面了。

唯一的儿子朱琦：不做官，从工人做起

朱琦回到父亲身边后，逐渐了解到朱德已经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八路军的总指挥时，他开始担心自己作为朱德的儿子是否合格。

回到朱德身边后，朱琦进入了中央党校学习，深入了解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朱琦便到了一线参加革命工作，身边人纷纷劝朱德：“你就只有这一个儿子，就不要让孩子上前线了。”

听到这话的朱德，眉头紧皱，语气坚定地说道：“我是八路军的总指挥，我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我们共产党没有这样的道理。”

于是，朱琦在毕业后，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然而，不幸的是，在一次战斗中，朱琦的腿部不幸中弹导致重伤，1943年，朱琦被组织调回延安，朱德得知儿子受伤回到延安，立即去看望他，一边强忍心中的难过，一边又鼓励儿子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没过多久，朱琦便进入了抗大七分校工作。

朱德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并没有因为他的伤病而有所减轻，一次，朱德和毛主席等人要乘车出去，朱琦和朱敏便跟了上去，就在朱琦准备上车时，朱德严厉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朱琦，你走过去，不要坐车。”

原本就有腿伤的朱琦走路本就缓慢，而现在却要走这几公里的山路岂不更是难上加难。当朱德等一行人抵达目的地后，刚下车的朱德便看到了出现在车后的朱琦，朱德疑惑地问道：“孩子，你的腿不是受伤了么，怎么走得这么快呢。”

朱琦解释道，“警卫员不忍心我一瘸一拐走山路，便让我踩着车后的脚踏板，跟着车队一起过来了。”

朱德一听，立马训斥道：“那脚踏板是为了让警卫员及时跟上，保护车上的领导，如今你占了这个位置，要是车上的领导出现了问题，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听完父亲的训斥，朱琦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低下头自责起来。

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语重心长地再次说道：“孩子，尽管我批评你了，但这是因为你确实做了错事，你妨碍了其他士兵的工作，你是朱德的儿子，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做到合格，千万不能搞特殊啊！”

朱琦点了点头，抬头看着父亲，坚定说道：“我知道了，您放心，这种事情我不会再犯了。”

此后，朱琦始终谨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没因为自己是朱德的儿子，就搞特殊。

后来，朱琦、赵力平夫妇跟随邓颖超、黄华领导的土改工作团赶赴河北阜平县开展土改工作，他们跟当地的老百姓同吃同住，深入基层开展工作，1948年8月，土改工作即将落下帷幕，邓颖超对朱琦夫妇二人说道：“咱们的工作基本要结束了，你们回去看看总司令吧。”

于是，朱琦夫妇俩便前往朱德当时所在的西柏坡，再次见面时，只看到朱德总司令住的都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房子，穿着一件褪色的旧军装，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欢迎儿子和儿媳，康妈妈则赶紧招呼两人坐下，刚坐定，朱德就忙问道：“土改结束后，你们有何打算？”

“我还没想好呢。”赵力平回答道。

“现在战争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国家需要建设，部队里的很多同志都需要转下来。”朱德看着他们两人说道。

“我没意见，到哪里都行。”

后来，赵力平考入了银行，被调往石家庄人民银行工作，朱琦则表示想去铁路，朱德听到后也表示支持儿子的想法，但他同时也强调：“你去铁路不能当官，要从工人学起。”

于是，朱琦进入了石家庄铁路局当起了工人。

当时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在铁路局当起了练习生努力学习技术，后来当上了司炉，三年后，他从司炉转成了副司机、司机，这些身份的转换都是他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之后，朱琦被调往天津铁路局，负责一部分的领导工作，但大多时候，他仍然是开火车的司机。

一次，他回到家后，对妻子赵力平说：“我见到父亲了。”

妻子有些奇怪，问道：“在哪里？”

“在我开的火车上。”

原来，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火车经常会在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车里的领导人有时也会下车透气。这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天津，还没下车，便接到上级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一趟。”因为当时的保密工作，朱琦并不知道这次乘车的领导人是谁，一进入会客室，朱琦便看到了父亲，朱德高兴地说道：“没想到啊，我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朱琦突然犯病英年早逝，朱德十天后才知晓

1969年，朱琦到了山西榆次参加劳动，年底，又到了天津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当起了仓库保管员，在这里一待就是3年，直到1972年，他才又重新被安排了一个新工作。之后，由于身体劳累过度，加之战争年代留下的病根，1972年，朱琦被诊断为患有心脏病，他的身体也逐渐虚弱起来。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参与国家建设的想法，他始终坚守岗位，一心扑在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上，这也让他的病情加重起来，最后倒在了病床上。

1976年6月10日，赵力平像往常一样在给朱琦喂过饭，询问过他的身体情况后，便继续出去上班了，然而，一上班她便感觉到不舒服，于是请了一天假回到了家中。

刚进门，赵力平便发现躺在病床上的朱琦没有了呼吸，医院的工作人员赶紧开展抢救，但还是没能救下来。就这样，朱琦没能留下一句话，也没见已经去当兵的孩子们一面，赵力平在第一时间将朱琦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康妈妈，考虑到朱德的身体情况，婆媳二人商量后决定先不告诉朱德这个噩耗，怕他接受不了。

就像亲人之间有心电感应一般，朱琦去世后一个星期左右，朱德打电话询问儿子的病情如何，赵力平只好强忍悲痛，撒谎道：“爸，朱琦突然犯病，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得知儿子的“病情”，朱德十分担心，整日整夜地睡不好，总是打电话询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用什么药，但朱德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正在抢救中。”

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十天，赵力平回到北京去见父亲，康克清这时才告诉了朱德真相：“抢救无效，朱琦已经走了，追悼会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

听到这个噩耗的朱德情绪十分低落，抬眼看了看哭得正凶的赵力平，喉结动了几下，想说些什么，一时间竟没有发出声来。

康克清轻轻拍了拍赵力平，示意她别哭了，就听到朱德哽咽地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考虑到朱德老年丧子，当时铁道部的负责人曾对康克清说：“你看朱琦病逝了，可是力平一个人在天津，把她调到你们身边，对你们本身也是个照顾，对力平也是个安慰。”康克清始终沉默着，朱德却很坚定地说：“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有群众基础，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就这样，一句话便否定了这个合乎情理的提议。他的秘书说起这件事时，曾这样说道：“总司令太正统了，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其实，与其说是朱德太正统，还不如说是他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身份不允许他搞特殊。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曾给家人特地留下遗言：

“假如我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房子是国家的，还有这个桌子，全部交给国家，你们要不上。但是我有一部分书是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发的，你们可以看，可以拿去学习。我的会客室有一个主席像，这个你们可以拿走。”

生前，朱总司令将自己的生命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死后，他将自己全部财产上交国家，他的一生，丝毫无愧于“人民的光荣”这个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