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小区都会委派一名居委会主任。
就官阶高低而言，居委会主任等同于村长。
而村长，是乡村的最高领导。
曾几何时，背井离乡，是中国人最原始的乡愁。
乡和村，又显得那么密不可分。
村作为行政单位，最早始于唐代。唐代以十家为一村。少于十家的，并入大村；多于百家的，则令设一长。
这种制度，沿袭自隋代。
再追溯其起源，则在北魏。
乡村——山村
北魏，是一个成型于鲜卑族手中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在积极汉化的过程中，却成了南北朝中的一个异类。
北魏孝文帝拓跋珪，连续推出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革除了官员腐败的弊病、保证了天下粮食的丰产，创造了战乱年代的短暂乐土。
自魏孝文帝改革的太和八年始，至魏孝文帝死亡的二十三年止，短短十五年的时间，北魏达到了巅峰鼎盛时期。
这段岁月内，北魏迁都、禁用鲜卑语而改用汉语、改良鲜卑族服饰适应汉族文化、将儒家推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禁用鲜卑姓氏而改用汉姓，短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文化为核心、鲜卑民族为主体的国家。
这个特殊的国家，封建制和奴隶制并存。
一方面，是落后于中原千余年的游牧民族奴隶制；另一方面，则是蹒跚学步中的封建制。
在磕磕绊绊中，这样单纯模仿汉文化的国家可能注定是走不长远的。
自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达到鼎盛，短短时间内北魏衰落，并在南北朝的历史上走向消亡。
这过程虽然毫无意外，但其中某些制度却在日后被一直延续，不只创造了隋代的另一轮经济复苏神话，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这不能不让人正视，这个似乎略显“蹩脚”的游牧政权，或许真是具有可取之处的。
北魏：云冈石窟
说回隋朝，隋朝以三十七年的短暂历史，迅速恢复南北朝之百废待兴，恢复至接近东汉鼎盛时期的户口数，修复了自三国以来数百年的战乱创伤。
这种复兴速度，放在现代社会也是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这三十七年历史中，还包括了隋朝的衰败时期。
这其中，输籍之法显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隋大业二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东汉永寿三年，有户数一千万户。隋朝素烧辅首
大索貌阅、输籍之法、轻税之法，隋朝这一系列提高生产力的政策，其实都是和北魏三长制学的。
其核心，都是增设负责基层行政任务的“老村长”！
看似只是多任命了几个村长，却能改变整个王朝的命运。
“老村长”之所以如此神奇，其核心是增强了国家对基层的掌控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后来的宋朝不一样。宋朝时朝廷权力集中，冗官成为了弊病。
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世家的权力巨大，家主是“土皇帝”，朝廷对地方缺乏掌控权。
大量“村长”的出现，使得地方上的征税等行政事务统统由朝廷命官执行，大大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和国家机器的生产效率，为北魏诸多经济民生领域的改革打下了制度上的坚实根基。
南北朝《列女古贤图》
说回三长制。
所谓三长制，即五家选一邻长、五邻选一里长、五里选一党长的基层官员任免制度。其中，邻长、里长、党长，选取的都是当地的“强谨者”，即具备一定能力的人才。
在没有三长制之前，战乱使得贫苦百姓自发聚集在高门大户下，一是寻求庇护，二也是为求得一份谋生的职业。
高门大户拥有成片的田地，这些贫苦百姓便为其耕作，付出比国家赋税高得多的地租，成为世家大族的佃客。
在面临流寇劫掠的情形时，这些佃客又自发聚集成为抗击贼虏的民兵，此时又成为军事上的部曲。
这就是自三国时代开始，走过了曹魏、两晋的悠久岁月，一直延续到北魏的部曲佃客制。
西晋部曲俑
严格意义上，部曲佃客制对于百姓不算友好。
百姓每年需要上交比国家赋税高得多的粮食给世家大族，而且还需要免费为大族打仗，也就是相当于同时免费服兵役和徭役。
但战乱年代使得人们需要凝聚在一起，才能共同抵挡来自战争的袭扰。
因此在北魏初期，经历了三国、曹魏、两晋的长期年代后，部曲佃客制依然十分普遍。
北魏时期，北朝的疆土逐渐稳定。虽然仍旧有对少数民族（蠕蠕）的作战，和与南朝的摩擦，但局势一片利好。
北魏皇室，也因此更希望将权力渗透到基层，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摆在北魏皇室面前有两个阻碍。
一是需要获得世家大族的认同；二是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才能使得天下归心。给魏孝文帝歌功颂德的龙门石窟造像记，残片
太和八年，北魏推行俸禄制。
在此之前，因为官无俸禄的原因，官员往往对百姓大加盘剥，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
俸禄制的出现，给每一级官吏分发了待遇较好的工资，使得官员们无需盘剥百姓也能自给自足。
这大大减少了北魏贪污腐败的现象。与此同时，也使得官职在世家大族心中的地位与日俱增。
毕竟，在太和八年之后，拥有官职不只意味着拥有权力，而且意味着能有稳定的不菲收入。
北魏时期的丞相元雍，不算其他俸禄，仅仅“粟”每年就能拿四万石之多！
与太和八年俸禄制同时期进行的，还有租调制改革。
所谓租调制，即当时的税制。在新租调制中，规定一夫一妇每年需要交税“帛一匹，粟二石”。
这也就意味着，元雍一年的工资，等于两万对夫妇一年交的税！
按照一对夫妇月工资八千计算，在现在的中国，每年应交税额是1080元。
这也就是说，元雍一年的工资，仅仅“粟”一项，放到现在就是2160万元。
而除了粟四万石外，元雍还有“岁禄万余”，“食邑三千”等等工资与补贴。
按照一户八口人计算，仅仅“食邑三千”又是上千万的巨款。
而且作为当时的皇室宗亲，元雍拥有大片的土地，以及大量奴隶用于耕作。
种地所得收入，即使扣去应交税款，最后所得也不会太少。
当官能获得如此巨额收入，北魏的世家大族自然是削尖了脑袋挤进官场，而且都希望官做得越大越好！
就这样，以太和八年的俸禄制与租调制改革，北魏皇室成功地完成了统一战线的目标，将世家大族与自己牢牢地绑在了一根绳子上。
太和八年，石雕柱础
将世家大族的阻碍去除后，北魏皇室的第二步便是需要一个能让天下百姓归心的政策。
这一步完成的，其实还是统一战线的任务。
统一世家大族的方式，是给予巨大的利益；统一百姓，其方法自然也是一样的。
如何给百姓巨大的利益呢？
古人说得好，民以食为天。
北魏既然学习的是汉文化，自然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文明，百姓最想要的就是土地了。
于是，北魏开始推行均田制，给百姓分田。
前面说过，在北魏时期，有许多的贫苦百姓依附于世家大族之下，依靠作部曲佃客谋生。
部曲佃客需要交给世族的苛捐杂税，在太和八年租调制改革前，是比国家赋税要重得多的。
《魏书·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评语，“豪强征敛倍于公赋。”
太和九年均田令颁布及太和十年三长制推行之后，部曲佃客的田租，比起倍减的国家赋税而言，更是显得数额庞大。
而且，部曲佃客耕作的土地不属于自己，属于世家大族。
农田
北魏分田的对象，最开始就瞄准了这些饱受压迫的部曲佃客。
因为在北魏中期时，部曲佃客制风行一时的原因，这样的贫苦百姓十分之多。比战乱年代流离失所的流民，还要多得多！
将部曲佃客从世族手里挖出来，一方面利于削弱世族对地方的掌控，有利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也能给国家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
想一想，要是哪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突然多了成倍的农民来种地，这个国家的粮食产量是不是会大大增加？粮食税收是不是也会巨幅增长？
但当时的背景是，部曲佃客是作为家主的私兵而存在的，往往在国家户籍上查无此人。
为了将这部分部曲佃客筛选出来，北魏孝文帝派出了数位定户籍大使前往全国各地，挨家挨户搞人口普查。
早已被巨额俸禄拉拢的世家大族，此时虽然颇有微词，但也没有多加阻挠。
这部分人的身份信息，就这样成功进入了北魏国家户籍档案之中。
汉代，部曲将印
但人是有感情的，即使只是战乱年代的临时依附，做世家私兵习惯了后，还是有不少部曲佃客不愿意摆脱世族的庇佑。
如何能让部曲佃客们也心甘情愿地摆脱世族束缚，成为自由民呢？
北魏的方法很简单——土地名义上归国家公有，但是分发给每一个农民的土地，都可以世袭。
在北魏均田制下，一个农民一般会获得国家分得的三块田地，分别为桑田、露田、倍田。
一部分麻布之乡，还会获得专门种麻的麻田。麻布主要用于制衣，但可能因为当时麻布衣服所占市场份额较小的缘故，麻田较小，一般男子只能分十亩。妇女的话，只能分五亩。
《魏书·食货志》卷十五记载了土地世袭这一条，“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
当然，如果因为人口减少、耕牛死亡、奴婢减少等原因导致劳动力减少的话，按照当时的标准会发生田地面积的改变。
按照当时的规定，年满十五者，男子受田四十亩，女子受田二十亩，奴婢之间也通行这个标准。一头丁牛可分田三十亩，数量限制为最多四头。
这样算，如果是一夫一妇的话，就可以分得六十亩田地。
如果家中还有更多人口，包括奴婢和有数量限制的耕牛在内，都可以按人数分得田地。
如果家中有人口减少的现象，自然也得按照这种标准，在来年正月呈报有司，并在正月重新受田。
按照这种理论来看，只要家中不绝户，就可以代代有田种。
而如果绝户了，田地则要重新收归国有，再分配给其他人。
均田制的待遇，已经可以说是十分优越了。
保留土地的公有属性，其实也只是为了方便官府主持分田考虑。
土地实际上就是农民私有的。
黄河两岸筑桑田
而租调制的改革，将均田制的这种优越性进一步加大。
前文说过，太和八年租调制改革后，一夫一妇每年需交税“帛一匹，粟二石。”
在租调制改革之前，田地租税是“帛八匹二丈，粟二十二石，絮二斤，丝二斤。”
仅仅是“帛”和“粟”两项，就一者变成了原来的八分之一，另一者变成了比原来的十分之一更少。
按照北魏人将聚族而居视为美德的儒家文化背景看，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十分正常。
也就是说，一户人家完全可以按照最少八口人来计算，即一对夫妇加父母加祖父母加一子一女。
除此之外，当时的家庭普遍蓄养奴婢。
奴婢也是需要交税的。
北魏实行的是按户交税，每一户又再按照人口数计算税额，因此口数不同的人家，交的税额也不一样。
在当时，以一夫一妇为标准。
年满十五未娶的少年，四个人抵一对夫妇。
奴婢，八个抵一对夫妇；
耕牛，二十只抵一对夫妇。
换算一下，也就是一夫一妇都各自视为一个人进行交税，年满十五未娶者缴纳半个人的税款，奴婢缴纳四分之一人的税款，耕牛则缴纳十分之一人的税款。
这也就意味着，在租调制改革后，一户人家交税的总额绝对小了十余倍还不止。
在《魏书·食货志》中也有类似的评价，即“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此句。
粟：去壳后叫小米
因为税额大量减少，最开始颇有微词的世族和农民，最后都通通闭上了嘴巴。
可以看到，以上去除世族阻碍，北魏皇室用的是推行俸禄制的方法；而使得民心向隅，用的则是均田制的方法。
但这两者，都是利益层面的策划。真正去执行政策的人，在当时的北魏是没有的。
粗略的人口普查有定户籍大使，那谁来给农民分田、谁去处理分田时的各种琐事呢？难道又把这些事交给世家大族去干？身为地主的他们，不是会想尽办法维持原样吗？
从另一个侧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在当时，拉拢世族阶层的方法很多，有封给食邑、赐予奴婢牛羊等。
之所以采用俸禄制这种方式，就是为了形成一个架构严谨的官场。
但当时，这个架构的基层，是空的。
因为基层的空缺，针对基层百姓的均田制也难以实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三长制出现了。
可以说，三长制的出现，从俸禄制的角度看，是共同完善了北魏的官场体制；从均田制的角度看，是为均田制的成功推行打下了基础。
没有三长制，北魏就缺乏科学有效地进行分田的人手。
无法科学有效地分田，均田制就形同虚设，俸禄制的效果也要打个折扣。
站在北魏一朝的角度看是如此。但站在往后朝代的角度看去，这种对国家极其有利的法子一旦被全面推行，便引起了数千年的争相效仿，也使得“村”在日后的唐代成为了行政单位，也使得中国人在日后有了针对“乡村”的乡愁。
北魏彩绘依仗陶俑群
三长制如此重要的制度，自然也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之间。
早在北魏初年，就有三长制的雏形——“三正制”。
三正制，在当时保证了“计口授田”的施行。
可以看到，“计口授田”的原则也时刻体现在了三长制之中，一脉相承。
三正制，在后来的北齐还有过复辟，但和最开始的模样也大不一样。
在北齐时，改版的三正制以五家为邻、二十家为闾、百家为党族，基本的架构和三长制是类似的。
北魏：武官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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