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死亡证明书（保命还是保工伤）

现实生活往往要比电视剧中的故事更加离奇，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职工突发意外被送入医院，那边企业要求医院努力抢救职工的生命，而另一边的病人家属则在纠结，要不要放弃抢救，提前结束亲人的生命。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荒诞而讽刺的一幕，都是为了“工伤赔偿”。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因工死亡，职工近亲属可领取相关的工伤赔偿，标准是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2013年约为四十九万，2020年提高到八十余万。

企业自然是不想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而对于职工家属来说，这笔赔偿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认定工伤的条件之一，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也因此，这48小时对于企业和职工家属来说就是“黄金”时间，企业千方百计地希望医院能多抢救几天，职工家属则必须在48小时之内做出要赔偿还是保人命的选择。

这就很容易导致道德方面的问题，在哈尔滨，就发生了一起因为工伤赔偿而引发的官司。

丈夫上班期间突发脑溢血，是否拔掉呼吸机成难题

马殿臣是哈尔滨某供热公司收发室值夜班的门卫，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妻子柳兴平，两人还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工作，柳兴平胆子比较小，丈夫又是上夜班，她一个人在家晚上睡得不踏实，于是在得到马殿臣所在公司的同意后，她就陪着丈夫一起上班，晚上睡在收发室。

2021年3月12日凌晨，马殿臣准备开始工作，但是没过多久，他突然感觉自己的头非常疼，于是赶紧招呼妻子，柳兴平马上把马殿臣扶到床上躺好，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然而很不幸的是，被送到医院后，马殿臣没过多久就被医生宣布了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脑死亡在医学上意味着人本质特征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丧失，这个生命个体也就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马殿臣虽然还能靠呼吸机保持呼吸，但实际上他已经死去了，不会像植物人那样还有苏醒的可能性。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柳兴平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而紧接着，她就要面临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是否要拔掉丈夫的呼吸机，这直接就决定了丈夫的死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拔，意味着丈夫很快就会停止呼吸，自己与丈夫携手了半辈子，她实在于心不忍在，而且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也还没能回来看父亲最后一眼。

不拔，在医院每天上万元的花销对她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一旦超过了48小时，也就意味着马殿臣的死亡难以被认定为工伤。

丈夫的离去过于突然，柳兴平不想接受这样的事实，也难以做出选择，而在当天下午，远在深圳工作的女儿也匆忙赶回了哈尔滨，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

第二天，母女二人将马殿臣转到了一家规模稍小一点的医院，也更方便她们照顾，即使知道丈夫已经无力回天，柳兴平还是在幻想着能有奇迹发生，但她心里也清楚，等待奇迹也不过是她在心理安慰而已，人已经死了，之后的救治没有任何意义。

61个小时后，柳兴平和女儿终于决定拔掉维持着马殿臣生命体征的呼吸机，几分钟后，马殿臣停止了呼吸。

在死亡证明上，马殿臣的死亡时间为3月14日18时48分，死亡原因为脑出血，而根据工伤赔偿的相关条例，由于他的抢救时间超出了48小时，因此，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马殿臣做出了《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

从法律角度上讲，相关部门的这一认定结果是合理的，但是从人情道德角度上看，这样的结果也着实令人难以接受，柳兴平随后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但复议也没有改变工伤认定结果。

于是，柳兴平一气之下，将哈尔滨人社局、市人民政府以及丈夫生前所在的公司一并告上法庭，但法院审理后认为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结果并无不当。

2022年3月4日，法院驳回了柳兴平的诉讼请求，5月7日，柳兴平再次上诉，法院又一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工伤难以认定，脑死亡与死亡概念有别

柳兴平想要给丈夫认定工伤困难重重，首先就是因为丈夫在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写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

而柳兴平认为，医生早在马殿臣被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他就被宣布脑死亡了，这些医院都有证明，那时马殿臣就已经没有挽回的可能，自己是为了让女儿见父亲最后一面，再加上马殿臣走的突然，她不想让丈夫这么匆忙的就与家人告别，才延后了拔管。

因此人社局不应当机械的仅以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时间为依据，不认定马殿臣为工伤。

但是脑死亡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在司法实践中，我国认定的死亡标准为心脏、脉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而脑死亡是医学界提出的死亡标准，它的诊断依据更加严谨，包括深度昏迷、自主呼吸停止、脑干反射消失，且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全部具备。

由于在司法中还没有采纳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这两者的不同标准，以及法律上的不明确，对工伤认定造成了阻碍。

类似柳兴平这样的情况以前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但这之中也有一部分最终被认定为了工伤。

在2016年，广西某县的梁某受单位派遣去外地出差，在返回路上昏倒，被送往医院，医生诊断为脑干出血，呼吸停止，经抢救多日已无好转可能，家人遂放弃治疗，拔掉呼吸机后，梁某在五分钟后死亡。

梁某的死同样没有被当地人社部认定为工伤，梁某的家人遂上诉法院，法院一审支持了家属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死亡认定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职工的立场予以解释。

梁某发病当天就呼吸停止，需要利用设备维持生命，又经过多天抢救，梁某没有好转，且在拔掉呼吸机五分钟后死亡，根据梁某的这一情况，法院认定梁某为工伤。

无独有偶，江西赣州的钟某，同样是在工作时昏倒，经抢救呼吸停止，瞳孔散大，无自主呼吸，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在送医五天后，宣布抢救无效死亡，当地不予认定工伤。

家属随后提起上诉，一审败诉，但二审支持了家属的诉讼请求，在二审中法院认为，钟某的抢救时间原则上超出了48小时，但如果在48小时内以确定无存活可能，只是家属不愿意放弃抢救，并经过连续抢救最终导致死亡时间超出48小时的，应认定为工伤。

这两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疑是令人欣喜的，虽然脑死亡没有得到承认，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和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立场上看，相关部门在做出判定时，可以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不能仅以死亡证明认定职工的死亡时间。

48小时时限，不应当让保命和保工伤成为一道单选题

也正是因为有过去类似的案例做依靠，柳兴平不会放弃上诉，之前她也不是没有考虑过48小时时限的问题，但是拔不拔呼吸管对她来说实在是一道难以做出选择的问题。

在理性上，她知道丈夫已经离去，任何的抢救都没有用了，但是在感性上，她想让女儿见父亲最后一面，她想再多看看丈夫，这都是一个普通人再正常不过的精神诉求，与得到工伤赔偿是两回事。

法律不应该让一个人陷入道德上的困境，家属想要挽救亲人的生命，是人之常情，工伤赔偿，是对一项职工因工死亡后给予近亲属进行的补偿的法律，这两者并非互斥，不能说家属因为想要救助亲人，就不让他们得到应有的赔偿。

换一个角度说，职工家属不能为了赔偿就早早地放弃治疗，这种行为从道德上是应当被谴责的，而企业也不应该为了不支付赔偿金，就强行要求医院做不必要的抢救，职工在企业工作，企业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而事实上，48小时的规定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据一位劳动法专家表示，48小时是参考医学抢救的黄金时间，可是在专业医学人士的眼中，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在医学上，没有绝对的48小时界限。

也正是因为如此，相关部门在作出认定时，应当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兼顾人情与法律，尽可能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对于48小时的时限要更加灵活的对待。

柳兴平相信，她丈夫的情况最终一定会被认定为工伤。

结语

法律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它不应当成为一道“火车难题”，让职工家属陷入两难之中，尤其是在还不确定病人是否还有救治希望是情况下，如果为了赔偿提早做出放弃的决定，无异于成为让亲人死亡的帮凶。

48小时的限制本是从多重角度考量之后定下的标准，因为工伤赔偿不是每个人都享有的，也不是能无限支付的，但相关部门在认定时也不能过于死板而失去人情味，政府部门应当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既要合法，也要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