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诈骗案例（三角）

#南京部分中介帮购房者伪造人才身份#

摘要

我们应当客观承认，诚信社会的构建与依法治国的期待存在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可能是公众，特别是司法人员对诈骗问题的认识尚有偏差。实践中，诉讼诈骗、利用公权力的诈骗较多，但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南京中介伪造“人才”身份帮助购房正是“三角”诈骗的形式，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角”诈骗“的适例

关键词◎ 诈骗的类型 ◎“三角”诈骗

诈骗的类型及量刑

我国刑法对诈骗罪采取了简单罪状的描述的方式，在刑法理论上称为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或者其他原因，刑法并没有将诈骗的所有的构成要件要素完整地规定下来，需要司法人员在适用过程中进行补充。例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诈骗罪中不成文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刑法对诈骗罪行为模式的描述仅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而刑法学者对诈骗罪通常描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由此可以看出，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诈骗罪的不作为模式，即“隐瞒真相的方法”。

由于刑法理论上对不作为的犯罪形式研究相对薄弱，对不作为的诈骗形式认识不足，“民事纠纷”便成为诈骗的合法外衣。在追究诈骗罪的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的作为方法通常受到追究，而“隐瞒真相的方法”不作为的方法常常遗漏，作为民事纠纷处理。

例如，行为人谎称借款目的，称借款用于购房，实际用途却是从事非法活动，或者投资风险巨大的商业行为，并向借款人出具借条，其行为明显属于隐瞒真相，理应认定为诈骗罪。由于诈骗罪的法定刑较高，学者解释为借款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隐瞒真相的诈骗方式实际上得不到追究。

为了构建诚信社会，作者认为，我国可以设立欺骗罪，或者将不作为的诈骗罪认定为“情节较轻”，从而使作为的诈骗罪与不作为的诈骗罪量刑有别。事实上，不作为的诈骗行为人可能有“投资失败”不归还的主观故意，但对出借人而言，其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

“三角”诈骗的构成

普通诈骗的构成在于，受害人与被骗人为同一人，司法人员容易识别；而“三角”诈骗是受害人与被骗人分离，此类诈骗较为“高级”，司法人员识别困难。“三角”诈骗的典型例子为诉讼诈骗，事实上，在征地拆迁实践中，“三角”诈骗更为广泛，且数额常常特别巨大。

认定“三角”诈骗的关键要素为：被骗人须有权处分。法官、仲裁员有权处理，国家工作人员在法律授权的情形下也有权处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三角”诈骗主要与公权力相联系，可能是追究“三角”诈骗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的困难原因，解决“三角”诈骗责任的追究问题，可能需要“切断”与公权力的联系。

为了保护国家公职人员履行职务的积极性，作者认为，不宜追究过失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否则，追究“三角”诈骗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更加困难。国家工作人员对明知行为人实施“三角”诈骗，而故意作出决定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法官明知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通过证人证言的方式否认物权登记效力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指引

南京部分中介帮助购房人伪造人才身份，其目的是，帮助购房人减少房价，购房人能够评价为“三角”诈骗，被骗人为“人才”身份的审核人员。需要注意的是，中介工作人员，与购房人触犯的罪名有二。其一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或者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其二，诈骗罪，由于前罪为手段行为，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关于“人才”身份审核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节认定，不能一概而论。作者认为，审核人员对“人才”的认识需要达到明知，或者应知的程度方有追究的必要，例如，购房人与审核人员为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审核人员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法律新视点@南京徐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