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brt爆炸案（1981年厦门公交车爆炸案）

1981年6月24日傍晚，当黄可芬抱着炸药上车的时候，其余168名乘客的命运，已经被他掌握在手中。

他们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利，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人生中见到最后的景色，是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火球，绚丽夺目，瞬间把一切都吞噬殆尽。

当公交车在路上正常行驶，周边的行人正处于一片祥和之中，他们或许刚从公交车上下来，或许正要回家与家人团聚。

熙熙攘攘之间，一声巨响冲破天际，惊醒了人们，他们可能看到了此生最恐怖的景象：火光四射，四处都是残渣，公交车被烧得漆黑，地上是受难者的遗骸。

最终，这场厦门公交车爆炸案，造成了40人死亡，84人受伤，影响极其恶劣，在那段时间，居民们陷入了对公交车的恐惧之中。

如此卑劣的行径，光是在道德上进行谴责已经无济于事，关键在于犯人为什么这么做？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观？

从小叛逆，热衷“炸鱼”

黄可芬，男，1953年8月出生，行凶时仅仅只有28岁。

站在客观角度，黄可芬这个人是社会的边缘人物，可以说他完全活在自己的认知世界里，没有公共良知跟道德，更不愿意被人约束。

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差，也根本不接受教导，毕业后连初中都没上，直接辍学在家。

当时，他的父母看他整日游手好闲，就想带他一起工作，哪怕学一门手艺也好。

可惜黄可芬根本不理这些，给他推荐工作也不认真，最后还养成了偷鸡摸狗的毛病，反正只要是他认为有趣的事，都会不管不顾地去做。

22岁那年，黄可芬又发展出一个新的“爱好”——在河塘炸鱼，为此还被叫去公安局接受教育，可惜如果他根本听不懂。

出来后，黄可芬还是沉迷于“炸鱼”事业，而且变本加厉，跟当地的小混混在一起，偷人家商铺里的货物跟钱财，然后购买炸药接着搞鱼。

就这样过了半年，黄可芬再次被警方抓住，可惜这次可不是教育批评了，而是以盗窃罪论处。

此外，警方又查出他多次购买爆炸物，最终两罪并罚，直接判了他五年。

毫无疑问，对黄可芬来说，监狱的生活使他充满怨恨，他不会被教育，更不会反省自己的错，反而一种冤屈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在入狱两年后的一次劳教时，黄可芬决定逃走，趁着别人都忙着的时候，一溜烟就跑不见了。

当时警方得知黄可芬逃走了，也进行了排查和追捕，可惜受阻于科技落后，并没有找到他。

至此，黄可芬又过上了他的“自由”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黄可芬对“炸鱼”事业十分执着，成为逃犯后先是四处游荡，跑到福建，一边偷钱一边购买炸药和雷管。

当时，很多鱼塘塘主向警方求助，苦不堪言，可是每次去搜捕黄可芬就开溜，在多个村落和小县城疯狂“炸鱼”。

后来，黄可芬看到福建警方马上要查到他，又偷偷地跑去厦门，准备在福建接着搞“事业”。

时间来到爆炸案这一天，也就是6月24日晚上7点，一辆公交车从轮渡站出发前往火车站。而此时的黄可芬正背着一个大包在中山路街道站，等着到了之后就上了车。

当时，很多打工者都背着大包坐公交车，黄可芬并不会过于引人怀疑。

当然，就算十分违和，谁会想到那包里是炸弹呢？谁会相信自己能碰到这样的事？

不过后来一位幸存者，是位女士，她说自己注意到 这个人的奇怪，上车后贼眉鼠眼的，她感到有危险，就挤到别的地方去了。

惨剧发生，排查线索

十分钟后，当公交车行驶到厦门岛斗西路时发生爆炸，距离爆炸中心好几百米的地方都能听到一声巨响，产生的火光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连马路两边一些居民家的玻璃都被冲击波震碎。

事故发生后，距离不远的人都跑到前面围观，发现已经被严重炸坏的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左侧被撕开一个大口子，公交车内的座椅被炸飞好几个，高压线也被炸断，车轮护板被炸飞20多米。

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遇害乘客们的遗骸，血肉模糊，让围观的人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有的受害人衣服挂在高压电线上，发出滋滋的声音，小孩子更是被吓得大哭。

随后有人拨打报警电话，没过多长时间，300多名干警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当时，亲自督办这个案件的干警陈世兴也是被现场吓了一跳，满地的灰烬，公交车被炸得面目全非，周围道路破坏严重。

当时种种疑问充斥着他的心头，是人为蓄意破坏还是事故？嫌疑人是谁？是死是活？

这种恐怖的疑云笼罩在每一个厦门人的心中。

爆炸发生后，马上就组织了专案组，对任何可疑的情况进行排查。

陈世兴回忆说：当晚他们忙了一个通宵，兵分三路：维护秩序，迅速清理现场，尽快恢复通电、通车；调查组在全省排查可疑人员；技术组对爆炸现场的人物进行分析检验。

经过多重筛查，最终警方人员排查出具体的爆炸位置，是车厢的第六个座位，在右前椅脚20厘米的通道地板上，被炸出一个大洞，洞下的钢梁自上而下被炸撕裂，车轮外胎局部呈粉碎性破坏，轮鼓凹陷。

后在有关专家通过对炸点和周围物体以及尸体伤口等处先后提取10份检材进行化验，尤其是对被炸汽车上距炸点5至7米处尘埃的收集检验和多次模拟试爆后，通过权威技术部门的鉴定确认，爆炸物为硝铵类炸药，药量约为9公斤左右。

同时，49名专案人员用“滚雪球”——通过一个人再寻找他的熟人或相邻的乘客——的方法，经过20多天的寻查，终于搞清了169名乘客〔含中途下车8人〕在车上的具体位置。

但调查到这里才刚刚开始，究竟谁是嫌疑犯还没有任何着落。

锁定犯人，拨开疑云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专案组对受害者遗骸进行了三个月的详细对比，在这些残骸中并没有发现自动引爆装置的残留物，所以专案组排除了犯罪分子将定时炸弹安装在公交车上的可能性。由此开始怀疑凶手也在车上。

在专案组进行下一步的调查时，他们意外发现在40名遇难者中，有39个已经被家属认领，唯独一位男性没有任何人认领。发现这种情况后，专案组也是第一时间开始对其进行调查。在这个时刻，一丝一毫的疑问都可能是解开谜团的关键。

经过法医检验，这位男子是非常靠近爆炸点的乘客，因此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后来，通过对公交车沿途的上下乘客以及遇难者家属进行走访调查，最终确定爆炸案发生时，这辆公交车上一共有169人。

通过对169人的乘车原因、携带的物品进行调查，除去这位无名男性以外，其他人都被排除作案嫌疑，专案组断定该男子就是凶手。

但如何确认他的身份却是一个难题，经过分析，警方人员只能初步判断这个男子身高在1.76米，年龄大约27岁，再经过衣服和随身物品的分析，认为该男子社会地位一般，经济条件应该比较差。

这时，法医在男子体内发现了两种寄生虫，以此证明他可能生活在一些农村地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最终整合线索，警方认为他应该是一名外来的务工人员。

至此，对于男子的真面目已经有了一个轮廓，接下来就是走访幸存者，排查无名男子的具体特征。

通过干警采用的个别访问和现场会议的方法，很多乘客给出了具体的描述：

刘女士：我经过第六个座位的时候，那个乘客刚好抬头看我，看样子二十六七岁，骨架比较粗，平头发型，穿旧衬衣，不干净。腿上放着一个黑提包，双手护着，神态呆呆的。

林女士：那个人个头不大，肩比较宽，好像很忧郁的样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大腿上有个手提包。

此外，经过专案人员的详细思想工作，车上的一名扒手因为被当做受害者对待而受到感动，采取了合作态度，以自己的“职业”敏感，详细说了男子的特征。最后还说：你们要找第六座位上的那个人，要到永安以上的地方去调查。这句话为破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与此同时，法医那边也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通过对该男子体内的寄生虫进行分析，发现该男子体内的寄生虫主要出现在我国南部地区，尤其是福建农村地区，经常会有人感染上这种寄生虫。

于是专案组初步判定，凶手应该是福建农村地区的人。警方开始拿着手绘的画像到福建地区的各个农村进行走访调查，然后对20岁~30岁之间的失踪男性进行调查。

可惜，即使已经掌握到如此信息，要在全省范围内找到这么一个人，实在是大海捞针。

警方在接下来的半年内排查了60多条线索，2500名失踪人员，最终锁定在黄可芬身上。但是虽然有了想法，但是没有证据进行身份确认，因此这个案子也陷入了短暂的停滞。

转机出现在两个月后，也就是1982年的3月15日，有人在距离爆炸点150米处的仓库屋顶上发现一只烧焦的断掌。

这真是极小概率发生的事，以至于令人瞠目结舌，几十名遇害乘客，这只断掌经过指纹比对，正是跟在逃人员黄可芬的指纹吻合！

至此，维持13个月的“624”汽车爆炸案告破。可是有一个疑问却依然无法解答，黄可芬的动机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分歧：

第一，黄可芬炸鱼归炸鱼，为何会去炸公交车呢？他的转变过于怪异。

在确定犯人是黄可芬后，专案人员仍然不罢休，本着极端的负责精神，再次派出大量人员，查访了124个黄可芬的亲属、朋友，以及和他在一起关押的374个人。

客观来讲，黄可芬是个十分热爱“炸鱼”事业的人，他可能并不会直接选择去炸车。

于是有人猜测，作为逃犯，他是把炸药随时带在身上，在公交车上也只是转移而已，等找到合适的地方“炸鱼”，可是在公交上因为某些原因，导致摩擦走火，所以才酿成了这场事故。

第二，他是个仇恨社会的极端人物。

这个很容易理解，结合他过去逃跑和不服判决的事迹，很多人猜测他就是仇恨社会，借机报复，所以拿着炸药上车。

不得不承认，这两种猜想都有其合理之处，可惜如今也只能是猜测，无法证实。

而更值得关心的，是那几十家破碎的家庭，以及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普通人。

总结：

不论过多久，生活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一个刻在骨子里的道理：世事无常。

前一刻还活蹦乱跳的生命，下一秒就转瞬即逝，永远成了记忆。

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无法阻止恐怖的事情发生，唯一能做的，就是遵守秩序，同时热爱自己的生命，如此，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参考文献：

安徽网《1981年厦门公交车爆炸案致40人死亡 凶手为逃犯》

腾讯网《1981年厦门爆炸案始末：男子报复社会带炸弹上公交车，致40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