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行政学院（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稿约与征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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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1、广东省行政体制改革40年的主要做法、经验总结和改革展望

巫广永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广东省2017年GDP达8.99万亿元，是1978年185.85亿元的近483倍,这是广东4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最直观写照。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最大的体现是经济建设的成功。40多年来，通过不断挖掘“政策红利”、“开放红利”、“劳动力红利”和“区域优势红利”，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发展，GDP连续29年全国排名第一，走在全国前列。此外，改革开放40年以来，广东省通过不断优化政府职能、政府组织机构、政府管理层级、行政执法体制和市场监管体制，大力建设服务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数字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对政府的职能定位、组织结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工作方法、业务流程、技术手段等各个方面所作出的适应现代化要求、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调整和变革。行政体制改革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就是政府不断自我革新的历程，自1978年至今，广东省政府已经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总观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以“下放权力、转变职能”为重点，“自上而下部署，自下而上试点”，不断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树立“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进步”的理念，先行先试，果敢坚定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确立了服务政府、有限政府、阳光政府和数字政府的体制雏形。这些成就的背后可以总结出坚持问题导向、“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开展试点、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重要目的、不断理顺“党政”关系、坚持法治原则、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改革经验。下一步有望在党政机构的进一步优化整合、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公共管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形成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科学技术融入公共服务更加人性化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2、关于公务员申论阅卷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李葱葱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随着国家公务员考试不断发展，规模日渐扩大，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对考试管理的科学化与规范化越来越成为考试工作者面临且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伴随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网络化阅卷技术方法开始引入申论阅卷。从2004年开始，国考申论用网络化阅卷代替了人工评阅，其后，网络阅卷技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主观题阅卷技术方法，并逐步在全国31个省区市公务员考试申论阅卷中推广使用。申论网络阅卷技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广泛使用。多年实践证明，可以通过加强“标准卷”的检测力度，提升阅卷员评阅的准确性；探索调整双评误差阈值，严控“保守分”；充分发挥专家组长的正确引领和指导作用等方式，进一步完善申论阅卷的质量控制技术，控制和减少评阅过程中的误差概率。所谓“标准卷”（又叫“标杆卷”），通常指专家组长（核心专家）在标答制订和正评阶段从考生答卷中抽取的、具有一致的评价并共同确认分数的试卷。考虑到检测的目的和效果，“标准卷”一般要求尽可能覆盖到好中差各个不同的分数段，并且要包含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可能引发争议的答卷，这些“标准卷”直接导入评分系统，在评阅过程中按一定比例随机发放给阅卷员进行评阅。评阅过程中发放“标准卷”的主要目的，是在设定“标准卷”分数为整体参照标准、即设定其分数正确可信的前提下，检验阅卷员给分与“标准卷”分数的差异情况，通过观察其分数差异，了解、评价阅卷员个体评分的准确性，这一方法构成申论阅卷一项重要的质量控制技术手段。笔者认为，通过计算题目全距缩小的程度以及具体的分数分布状况（方差、标准差、峰度等），可以适当调整双评误差阈值大小。误差阈值相对宽松后，阅卷员为规避双评误差而采取打“保守分”策略，以增加评分匹配性或采用率的欲望有可能降低或减弱，评分趋中现象有望得到缓解、改善，分数的分布将会趋向合理，题目对考生的区分鉴别能力将会得到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说，限制阅卷员打“保守分”，减轻评分趋中现象，有助于控制和减少评阅过程中的双评误差概率。针对引起误差的外源性因素，主要是指阅卷员培训、试评以及正评阶段造成误差的各种疏漏和失误。鉴于此，首先要重视专家组长的遴选。其次要根据专家组长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能力，优化各题组人员搭配组合。第三要充分重视专家组长与阅卷员间必要的沟通与交流。

3、中国语境下现代乡村公共精神重塑路径研究

祝丽生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关于“公共”的理论研究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它在历史与地域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价值。因而，对以“公共”二字所命名的学术名词的阐释也是较为复杂的，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在不同时代所关注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公共精神”也不例外。公共精神是一个较为抽象的学术用词，其概念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学术界研究也各有侧重，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和肯定的解释，理论体系也不完善。因此，对公共精神的研究不仅要纵向追根溯源，也要横向进行比较，客观和全面地去理解其内涵和发展脉络。对于家国特色明显的传统中国来讲，公共精神孕育于国家与乡土社会之中，以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和朴素的社会交往得以延承。传统乡村公共精神是在中国传统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反映了农民之间的共同意志和风俗习惯。如果从现代社会视野看，公共精神表达的是一种现代化、文明化、规范化的社会形态，是与市场经济及民主相联系的社会存在。因而，乡村公共精神表达的是一种乡村社会形态，是与乡村经济和基层民主相适应的社会认同。乡村公共精神的特征主要指乡村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区域性”、“时代性”。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传统社会或者集体时期所形成的“公”的思想和集体精神已呈支离破碎之势，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缺少了公共精神和集体意识的乡村社会显得较为分散，社会矛盾凸显。因此，在乡村社会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如何重塑和有效发挥公共精神的现代价值就成为实现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当务之急。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现代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应该在中国特有的语境和时代特征进程中展开，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念引领，通过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特征结合、政治认同与社会认同结合、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去探索现代乡村公共精神的实现路径。

4、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向中产阶层流动问题研究

唐若兰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40年带来了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迅速变迁，农民工阶层以其规模和影响成为变迁的主体阶层之一。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末代以后，20世纪90年代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沿袭了父辈的阶层特征，但是他们对自身处境和社会不平等的感受更强烈，对改善命运和权利的要求更强烈，他们渴望融人城市，并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如何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为新生代农民工向社会中产阶层流动提供制度性的空间，已成为优化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课题。 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特征可以通过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等几方面加以确定。首先，从经济地位上看，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低层次职业，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等高层次职业的比例较低。 其次，从政治地位上看，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政治参与的不利地位。表现在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难以实现、参加工会比例低、参与城市社区基层民主生活少等方面。 最后，受上述方面的共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占有也十分有限，表现为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匮乏。“中产阶层”不应把农民工排斥在外，他们也要有机会进入中产阶层。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中国梦”时说“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针对不同情况的新生代农民工就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努力扩大农民工进入中产阶层的社会来源基础，并最终促成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拼搏，凭借常态化的制度渠道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 首先，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晋升渠道，为其打开成为中产阶层的通道。其次，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普遍的职业培训，让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者和中产阶层。 第三，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或经商，做生意。市场渠道是世界各国产生中产阶层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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