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律法（大明律法规定）

根据公元1397年5月（洪武三十年）颁布的《大明律•御制大明律序》载：“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也就是说明朝颁布五种刑制度治疗国家，让人民遵守法纪。官府断案，也都依据“五刑”来量刑。在明朝 “五刑”当中，最轻的一种刑罚是笞刑，用荆条或者鞭子抽打，最严重的就是死刑。我相信很多知道“明初四大案”，已经见识了明朝法律的严酷程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明朝“五刑”当中，即便是死罪，都可以花钱赎死。但是，死刑有几种情况，却不能赦免。为了得到答案，我们先从明朝“五刑”开始说起。

明朝皇帝画像

“五刑”之一：笞刑

明朝的“笞刑”又称“鞭刑”，就是用鞭子和荆条抽打罪犯，按照鞭打的次数分为五个等级。（1）鞭打11下；（2）鞭打20下；（3）鞭打30下；（4）鞭打40下；（5）鞭打50下。

对于罪犯的轻重程度，明朝都给予赎罪免刑办法。由于不同的皇帝当政，颁布的法律也不同，所以各朝赎罪的方式也有所变化。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可以用铜赎罪。明成祖永乐年间可以纳钞和运砖、运灰、运炭；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还可以用马或者纳豆赎罪，此后都不行。必须纳钞、纳钱、纳银才可以赎罪。

明成祖

明宣宗朱瞻基宣德二年(1427年)规定，受笞刑的人，如果想要减少惩罚，每10下缴纳20贯钱。那么，20下就是40贯，50下就是100贯钱。到了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1450)，赎罪所花的钱更多。鞭打10下需200贯赎罪，鞭打50下赎罪需要缴纳1000贯。

也许有人很好奇，一贯到底是多少钱？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十四年(1501)规定：笞刑50下，应缴纳800贯，折银五钱（0.5两），每10下以150贯递减；至笞刑20下为银二钱；笞刑10下应钞200贯，折银一钱。如收铜钱，每一两银子折合700文（每个朝代应该兑换的铜钱数量不同）。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年间，还可以用米赎罪。比如，鞭笞11下的人，可缴纳5斗米（60斤），每增加10下增加5斗米。鞭笞50下的人，可缴纳2石米（300斤）赎罪。对于普通人而言，鞭打几下其实无所谓了，反正抽不死人。比如《 律条公案》当中某夫人偷鸡与丈夫吃了，结果都被判了笞刑。如果，让妇人一家拿60斤大米，肯定是不愿意的。毕竟一只鸡，换不到60斤米是吧。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赎罪的费用实在太高，所以大多数愿意挨几鞭子。但是，杖刑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有的人甚至被杖刑而死。

“五刑”之二：杖刑

明朝的“杖刑”其实就是打板子，俗一点就是“打屁股”。在明朝，杖刑根据杖打的次数也分为五个等级。（1）杖打60下；（2）杖打70下；（3）杖打80下；（4）杖打90下；（5）杖打100下。

明朝皇帝

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1450)，杖打60下，赎金为1800贯，每10下就增加300百贯，至100下时为3000贯。明英宗朱祁镇天顺五年(1461)，杖打60，为1450贯，余杖各递加200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二年（1507年），规定了赎罪钱钞兼收的制度。

在嘉靖时期，杖刑也可以用大米赎罪，杖刑60可用6石米（720斤），杖打70下的人，可用7石米（840斤）赎罪。杖打100的人，就是100石米（1200斤）赎罪。杖刑有重有轻，有的人60下就可以被打死，有的人被打100下都没事。

民族英雄于谦

“杖刑”还有一个名字叫“廷杖”，在明朝很多官员犯事了就会挨板子，如果是皇帝下令，赎罪都没用。比如，明代文学家，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杨慎，此人是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授翰林修撰。在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三年(1524)，桂萼、张璁言，被嘉靖帝提拔为翰林学士。杨慎与同僚36人，上书与桂萼不和，不想与其同朝为官，想辞官。其实，就是想让皇帝二选一，罢黜桂萼。嘉靖帝大怒，将其停薪留职。

当时嘉靖帝朱厚熜，欲追封其生父兴献王为帝，桂萼等人很支持，深得嘉靖帝的宠信。杨廷和与其子杨慎很反对这件事，迫于压力杨廷和被迫辞官回家。而杨慎却带着几个人依旧向嘉靖帝谏言，结果没有成功。杨慎并没有死心，与大臣在皇帝经过的左顺门趴在地上进谏。嘉靖帝又大怒，抓了8个人关了起来。杨慎还是不死心，就约进士检讨王元正等200多人，在金水桥和左顺门一带大哭，哭声都传到了皇宫里面。这下彻底把嘉靖帝惹火了，下令将这些抓起来打屁股。

明朝皇帝

《明史》载：“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据说此次廷杖当场打死了17人。过了10天，杨慎的屁股可能还没有好，但是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再次约同7人去哭诉。结果7人又被廷杖了一次，杨慎被流放云南永昌卫，其他6人被削掉了官职。估计是杨慎当时36岁还年轻，加上他做过嘉靖帝的老师。所以，嘉靖帝手下留情不想将他打死，不然几次杖刑，一般人早就被打死了。

通过杨慎被廷杖这件事来看，一旦触及皇帝的底线，就是先廷杖，如果还不知道收手。要么徒刑，要么流刑。杨慎是朝廷大员，徒刑对他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可以花钱赎罪是吧，嘉靖帝也不给他机会，眼不见心不烦，直接给他流放云南，晚年死在戍所，终身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

“五刑”之三：徒刑

明朝的“徒刑”就是劳教，强制罪犯服劳役的一种刑罚。比如运炭、搬砖、煎盐、炒铁，其实就是做苦力，以赎其罪，等期限满后将其放回。虽然做苦力可以赎罪，不过有钱依旧可以免除刑罚。《明史•阮大铖传》载：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元年(1628)，起用阮大铖为光禄寺卿。御史毛羽健弹劾阮大铖袒护邪党，他被罢免。第二年被判定逆案，阮大铖被判徒刑，但是他愿意拿钱出来赎罪，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后，他赎为庶民，免于徒刑。

明朝

然而那些没有钱的人，就必须要做苦力赎罪。比如宣德二年(1427年)规定：如果想赎罪，可以在京城则做苦工，比如：

其中，运灰最重，运炭最轻。对于古代那些秀才根本受不了，所以在《明史•贾继春》载：“贾继春因为结交皇帝近身宦官的条律，判继春三年徒刑，继春自恨而死。”朝廷当官的都是秀才出身的读书人，在朝廷当官本来可以光宗耀祖，却被判徒刑。他感觉很耻辱，于是含恨自杀了。当然，如果有钱，其实不至于这样，关键是贾继春没钱，所以选择自杀。在明朝初期，如果没有体力，无法干重活，还会发配天寿山种树。所以，明朝法律也有人性化的一面。

此外，古代的徒刑，往往和杖刑同时使用，很多人是被杖刑还会做苦役或者被流放。比如《明史•王廷相传》当中载：京城郊区的百姓偷了天寿山皇陵的树，巡抚按察使杨绍芳援引盗取大祀神御物的条款判处斩首。王廷相进言说：“按照刑律条文规定，盗窃陵墓树木，最多判他一百大棒，三年徒刑。现在不按律令判处，不能说是公正的刑罚。”

从《明史•王廷相传》当中来看，罪犯往往是打板子，然后做苦力，再被流放。像杨慎就是这样，先被廷杖，最后被流放。所以，古代刑法往往是几种叠加在一起的，可以说是祸不单行。

“五刑”之四：流刑

“流刑”即“流放”，一般是朝廷官员犯重罪，皇帝不忍杀害，将其流放到很远很偏僻的地方。明朝法律有一条规定，年满60岁可以赎身回家。当然，没有皇帝的允许，也是不行的，比如杨慎。明世宗朱厚熜世，曾六次大赦，都没有杨慎什么事。杨慎晚年，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将其押解回了云南永昌，最终死在了流放地。所以，得罪了皇帝的官员要想回家，必须皇帝点头才行。毕竟杨慎曾是朝廷命官，得罪过嘉靖皇帝。所以，一般人也不敢将其放回。

锦衣卫

如果，杨慎只是普通官员或者普通老百姓，其实到了60岁可以花钱赎身，或者遇到大赦是可以回家乡的。只是他触怒了嘉靖帝，那就无力回天了。

按照明朝法律规定：“流刑有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所以，流刑也是先打板子，再流放。

在明朝流放仅次于死刑，属于重罪，只是皇帝不忍心杀害，才想出了这一招。

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复辟后的第六天，民族英雄于谦与王文被大将石亨等人诬陷。称谋立襄王之子为帝，被杀于西市，并抄其家，家属全被流放苦寒边地劳改。其实，明英宗开始不想杀于谦，但是没有办法，复辟是在石亨等人扶持上位的。所以，明英宗也很无奈，只能将于谦杀害，以此掩人耳目。

如果，只是流刑，于谦以后还可以花钱赎罪，但是石亨等人想置于谦于死地。所以，很快被杀。不过明英宗对于谦的家人网开一面，没有杀他们，只是流放。于谦得到平反昭雪以后，于谦的家人也恢复了官职。

“五刑”之五：死刑

“死刑”在明朝属于极刑，是“五刑”当中严重的一种刑罚。在死刑当中，一般分为两种处决方式！一是绞刑：“绞者身首俱全，虽入于极刑而法比斩者为稍轻也。”二是斩首：“斩者身首异处，盖入于极刑，法比绞为尤重。”

此外，明朝罪难容忍的一种刑法就是若弑逆大罪，犯了谋逆大罪，一般是凌迟处死。剐碎其尸尤重于斩，其刑之极，无以复加矣。

东厂

根据《明史》载：“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一年(1413)令，斩罪情轻者，赎钞八千贯，绞及榜例死罪六千贯。”面对斩首或者绞刑其实也可以用钱赎罪的。比如在《明史•门达传》当中就有被赦免的案例。

明英宗朝锦衣卫指挥使袁彬仗着皇上旧恩，不肯居门达之下。门达深恨他，他访知袁彬的妾父千户王钦骗人财物，便奏请将袁彬下狱，判自赎徒刑还职。门达还是不甘心，找了一个借口，诬陷袁彬受石亨、曹钦的贿赂，对其严刑拷打。军匠杨埙不平，为袁彬诉冤，言语连及门达，诏令并交门达审理。

而杨埙又被抓了起来，当时门达忌妒大学士李贤受宠。门达拷打杨埙，教他诬告李贤。杨埙为了自保假装配合，门达非常高兴，立即上奏皇上，请求法司在午门外会审杨埙。到了会审那一天，杨埙当场揭穿了门达的阴谋。门达气色沮丧，话都说不出来。法司部门害怕门达有权势地位，不敢上报这件事，仍判袁彬绞刑，后来袁彬输财赎死，杨埙论斩。明英宗朱祁镇命袁彬赎完罪后调到南京锦衣卫，而禁锢杨埙。

明朝皇帝

从《明史•门达传》来看，当时犯了死罪，还是可以花钱赎罪的。所以，判死刑也不一定要死。明朝《大明律》中虽然有“十恶”并非不可赦免。但是“十恶”排第一的“谋反罪”，一旦坐实。皇帝下诛杀令，再多的钱都是死路一条。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在当时相当的有权势，人称为“八虎”之首。后张永在平定安化王叛乱的时候，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其中就有谋反。明武宗朱厚照将其逮捕，下令以“反逆罪”凌迟三日处死。还有于谦，都是被告谋反。

其实，明朝官员赎罪，也是看人来的，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赎罪。按《大明律》律赎的规定：“文武官吏犯公罪该笞者，以俸赎罪；军官犯私罪该笞者，附近收赎；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妇人和习业已成、能专其事的天文生犯徒流罪者，各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家无次丁者犯徒流罪者，自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过失杀伤人者，依律收赎；告二事以上情节有某些出入该笞者，收赎。”

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因“明律颇严”，基于“济法太重”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所以，对于死罪，明朝没有明确的赎罪条文规定。尤其是官员犯了死罪，皇帝如果不忍心杀害，一般是流放或者徒刑。万不得已，不会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