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律法（朱元璋为维护统治）

明朝建立后，一直都在推行严刑峻法。洪武七年，明朝正式颁布了《大明律》。这部记录了606条法规的书，相比于唐、宋、元时的律条，显得更加详尽严峻。

颁布多项律法

即使是这样，朱元璋抛开既定法规，又先后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续》《大诰武臣》等律条。这些法外之法，大都是朱元璋独出心裁的产物。有了法外之法，还有法外用刑，因此增添了许多酷刑。朱元璋始终认为，在治理乱世时必须要使用重刑，才能够让不法之人感到惧怕。

朱元璋意识到对皇亲国戚的保护还是不够，因而他强调推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一套儒家礼法。对于皇后家、皇妃家、东宫太子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驸马家以及公侯之家，除了谋逆大罪一律不赦外，其他方面如果犯了罪，则由皇上谅情裁决，其真意无非就是宽大赦免。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又重新颁布了《大明律》，对73条较重的量刑标准进行了更改。几个月以后，他又将原《祖训录》加以修订，改称为《皇明祖训条章》。朱元璋在谈到汉代吕氏专权的教训之后，又再次进行重申：

以后不许设立丞相，不许后妃干政，不许太监干政，后世敢有改变祖训者，以奸臣论处！

与此同时，朱元璋再次劝诫诸藩王，一定要与皇帝同心同德，以护卫大明江山，并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后来，朱元璋又对儿子们的不安分，表现出了忧心忡忡。所以，他不厌其烦地以“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相威胁。

重视法制 维护统治

朱元璋对法制极为重视，这也是源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法制不立，纲纪废弛；第二，是维护明朝统治的需要。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就开始着手制定法律了。早在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被拥立为吴王后，即建置百官，一个新王朝初具规模，立法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朱元璋明确指出建立新秩序，必须要法可依。

朱元璋调动和组织大批官员制定法律始于1367年。这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省以《唐律》为蓝本，着手制定律令，即《明律》，也称《吴元年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另以杨宪、刘基、陶安、徐本、范显和文原吉等二十多人为议律官。

朱元璋遂发谕令，明确了立法原则：“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务求适中，以去繁弊”，“法网密则无大勇，法密则国无全民”，等等。当年十二月初，《律令》一书编成，内容以《唐律》为标准，适当进行了增减，最后改定，共计二百八十五条。朱元璋下令，将此律令刊布公众，并颁之各个郡县。

为使百姓明理及通晓民间所行事宜，又编成了解释律令的《律令直解》一书。1368年，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朱元璋亲自进行增删。洪武六年，先颁布《律令宪纲》，后又下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篇目皆以《唐律》为准。

最后，朱元璋亲自主持，每成一篇，则命揭示墙壁上亲自裁定，直到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呈，方命令颁行，这就是著名的《大明律》。其全律总计六百零六条，被分为三十六卷。其中与人民生活有关的部分朱元璋以通俗口语的形式写出，称作《律令直解》，目的是使百姓都能看得懂，使之家喻户晓。

但是，朱元璋修订法律的活动并未至此而结束。在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以“务合中正”的要求，重新更正《大明律》十三条；在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员，根据历年所增者，再次修订《大明律》，并将《名例律》冠于篇首。至此，总共确定为三十卷，共四百六十条。后来经过皇太孙的请求，朱元璋又命令改定为七十三条。

推广律法 让百姓知晓

朱元璋为了把《大明律》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为早日革除元朝徇私灭公的恶习，洪武十八年，他又编成《大诰》，也称《御制大诰》，次年又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内容都是官民犯法的记录，惩治贪官的备案。

《大明律》颁布之后，朱元璋要求所有臣民都要熟读，学校还要把它作为教材使用，每家每户也都要持有，如果家中有一本《大诰》，要是犯了罪，便可以减刑一等；如果没有，那就要加刑一等。一时间全国讲读《大诰》的师生到京城入朝的竟达十九万人之多，皆得赐钞钱而返。

由此可见，这种做法，既起到了传播律令的作用，又使全国臣民驯服地在君主制下生活。同时，朱元璋要求司法量刑治罪“只依律与《大诰》为准”。《大诰》罗列罪行有千余条，而且为了达到以重刑来威慑臣民的目的，它又具有法律效力。1397年，《大明律》《大诰》最后编成，并成为定型本，终明之世未曾修订。

形式上《大明律》的制定是以《唐律》为参考标准的，但从其内容来看并不如此，在量刑上大都比《唐律》重。如臣民以“十恶”定谋反、“谋大逆”等罪时，不分主、从，一律凌迟处斩。《唐律》在量刑上要分犯罪的不同情节，而《大明律》则没有区分；在年龄上，《唐律》规定十五岁以下不处死罪，而《大明律》则没有这种区分。由此可见，明朝的法律更严厉一些。

朱元璋亲自主持和参与制定的明朝律令，尤其是《大明律》，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创制修订，最后定型颁布天下，真可谓“日久而虑精”。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也是承前启后的法典。条例简而概，精神原则严谨，是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法典代表。它的影响不仅是当代及其后的清朝，甚至还远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